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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还可信就是了。“

马三耀两手抱着肩，说：“这案子倒不大，可是越搞越古怪，我们两家一块搞怎么样？你这位‘大手笔’要是能参加，我们就全仰仗了，你要是不能参加，就叫周志明来跟我们一块儿凑凑主意也成。这样一来，今后要是判明真是敌特案件的话，你们接过去也就方便了。”

“好哇，”段兴玉站起来，说：“你这个刑侦专家自愿帮我们处的年轻干部搞实战练兵，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不过，前些天周志明去你们那儿，只是了解情况而已，要是以五处人员的名义正式参加到你们专案组里去，恐怕还得局里批一下，否则就名不正言不顺了。下午马局长不是要亲自听汇报吗？这案子究竟怎么搞，看他的决策吧。”

二楼会议室里，11·17案的汇报会正开到一半地。

这是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一扇扇宽大的落地窗朝南而辟，豁然开朗，因为采光面大，所以冬暖夏凉。这种大窗户在近些年新建起的建筑中已不多见了。屋子的北墙上，并排挂着大幅的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东西两面墙，对称挂着我国边界图和南州市街道祥图，这种“装点”虽说独出新载，倒也实用大方。屋子中央，颀长而宽大的条桌上铺着军绿毛毯，毛毯上成一字摆着几个雪白的瓷烟缸，桌边绕了一圈铁制的折叠椅，给整个会议室落了个朴洁严肃的格调。

纪真坐在桌子的一端，凝目望着保暖林口上冒出的缕缕热气在眼前散开。他右手夹着根香烟，没点，左手的手指用重复的动作摆弄着一只外表精巧的石英打火机，在周志明向他汇报案情的过程中，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几乎就没有停止过。

这类会议，照例该由组长陈全有进行汇报的。但因为周志明对全案的情况更熟些，所以今天便改由他来讲。他讲得快而简单，可讲可不讲的细节一律省去不讲，可读卷可口述的一律口述，他看了表，整个汇报统共用了二十四分钟的时间。

侦察员汇报案情也好，写报告也好，除了力求准确、全面地反映情况外，还得学会一手不可或缺的本事，那就是得掌握住每个领导各自的习惯和性格。有的领导听汇报、看材料，喜欢详尽、具体，一条小线索；一项无关紧要的证据；每天外线的侦察情况，甚至连侦察员误餐补贴的数目、支用特费的单子都要毫不遗漏地—一过目，而纪真却恰恰相反，他讲究简明扼要，反对面面俱到，年轻的侦察员给他汇报案子，多少都有点儿提心吊胆，稍有哩喀，他就会表现出不耐烦，任何重复都会被他当场打断。所以周志明的汇报就专注在一个“简”字上，刑警队对此案从立案到侦察的全过程，他只是一带而过，至于他自己发现问题、调查取证这一段则干脆一字未提，全部略去了。

讲完，他合上卷宗，目光仍然留在卷宗皮上，并没有到纪真的脸上去看他的反应，他实在有点儿怵这位处长。

纪真的脸上没有一点儿表情，慢慢地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半天，才缓缓地吐出来，面向陈全有问道：“你们汇报完了？最后连个意见也没有么？下面的工作打算怎么进行啊？”

陈全有一时语塞，不知所措地把目光朝段兴玉投去。

段兴玉知道，“四人帮”横行时，纪真就养成了这么个毛病，各科向他的请示汇报，事无巨细都得行文，然后领导轮流传阅划圈，自己是不敢说了算的。那个时候嘛，纪真处境不好，凡事不愿负责也是难怪的。可这会儿，粉碎“四人帮”这么久了，他的文读作风反倒变本加厉，各科给他汇报工作，不管轻重缓急，一律公文往来，并且还非要明确写上科里的意见，然后他再在这个意见上划批。弄得侦察员搞案子，得有一半儿的脑筋花在笔墨功夫上。写报告，重要事项当然非写不可，可一般小事也要动笔做“文章”，不光段兴玉不满意，各科室都有点儿怨声载道。

段兴玉把身体转向纪真，略一思索，说：“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嘛，他们组里倒是有个初步想法。不过，这个案子是马局长亲自批转给我们的，对下一步工作的部署免不了还得往局里报，为了节省时间，我们想先向处长汇报一下再成文，定下来的方案就可以作为处里的意见直接报局，也省得一份报告再处里科里组里的改来改去了。”

纪真没有吭声，一来段兴玉是政保系统的“老河底”，又是年轻时的患难之交，面子一向大；二来案子牵涉到了市委书记的女儿，马局长又怀疑有特务背景，也的确不可等闲视之，所以他没有表示什么反对的意见，默然地听段兴玉接着说下去。

“这案子刑警队已经搞了一段，现场勘查和一些调查材料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