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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本在卫地，乃责鲁失於防送，以境外之事责之主人。然则凡有使臣，皆当大具甲卒，卫入本国而后返乎？以此说《经》，恐非笔削之旨也。其所自信，在於以《经》解《经》。然说“刺公子买”一条，言鲁无杀大夫者，惟此一事，则未检《成公十六年》又刺公子偃也。其说“刺公子偃”一条，谓“刺”者非明正其罪而隐杀之之谓，则又未检“刺买”一条《经》书“不卒戍，刺之”，《传》亦称“以不卒戍说於楚”，固明正其罪也。是亦难言以《经》说《经》矣。

△《春秋三传同异考》·一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吴陈琬撰。琬字宝崖，钱塘人。其书取三《传》人名、地名相异及事之不同者，各著於篇。又辨别三《传》义例得失，而断以己意。

△《春秋左传事类年表》·一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国朝顾宗玮撰。宗玮字廷敬，吴江人。其书每一年为半页，横分十格：一曰周，二曰鲁，三曰列国，四曰灾异，五曰郊祀，六曰朝聘，七曰会盟，八曰征伐，九曰城筑，十曰土田。各以《经》文散书其内，而《传》文为《经》所不载者亦附见焉。据其《凡例》，尚有《三传异同》一卷，《春秋通例》一卷，《春秋稽疑》一卷，《春秋参同》一卷，《春秋提要发明》一卷，《春秋图谱》一卷，《春秋笺释》一卷，《春秋馀论》一卷。今皆未见，盖非完书也。

△《左绣》·三十卷（通行本）

国朝冯李骅、陆浩同编。李骅字天闲，钱塘人。浩字大瀛，定海人。是篇首载《读左卮言》、《十二公时事图说》、《春秋三变说》、《列国盛衰说》、《周十四王说》。书中分上、下二格，下格列杜预《经传集解》及林尧叟《左传解》。杜《解》悉依原文，林《解》则时多删节。又摘取孔氏《正义》及国朝顾炎武《左传补正》二书与杜氏有异同者，附於其后。别无新义。上格皆载李骅与浩评语，则竟以时文之法商榷经传矣。

△《春秋剩义》·二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应麟撰。麟有《易经粹言》，已著录。是编亦摘《经》文标题而各为之说。其论“春王正月”，以为夫子行夏之时，改周正朔，大端已失。其他亦皆陈因之论。

△《春秋义存录》·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国朝陆奎勋撰。奎勋有《陆堂易学》，已著录。是编力破《春秋》一字褒贬之说，颇能扫《公》、《穀》拘例之失与宋儒深刻严酷之论，而矫枉过直，谓孔子全因旧史之文，然则所谓笔削者安在？所谓其义窃取者又安在？况《公羊》著不修《春秋》之文，《左氏》记河阳书狩之语，去圣未远，必有所受。举一二节可例其馀。乃谓除此数条之外，悉因鲁国之成书。然则必如倪思之《班马异同》字字著原本、改本，郭茂倩之《乐府诗集》篇篇分本词入乐，而后信为孔子有所修改耶？其疑胡《传》而信《左氏》，亦足破以《经》解《经》之空谈。而乃别出新奇，欲以孔子之言解《春秋》。凡一切子书、纬书所引，不问真伪，一概阑入，已为芜杂。至於其文与《春秋》无关，如《庄公八年》“齐无知”一条引《坊记》曰：“子云：君不与同姓共车”一节，又引《文言传》“积善之家”一节，注曰“按前条之义为齐僖言也，后条之义为齐襄言也”，似乎孔子一生无一语不因《春秋》而发者，有是理耶？至于《僖公二十年》“杞子卒”一条引《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一节，以合于《左传》夷礼之说，而又注“案杞称子《左传》以为《经》夷之，不若《谷》注时王所黜之说为善”，是并驳孔义矣。

全书大抵类是。是皆务高求胜之过也。

△《春秋笔削微旨》·二十六卷（陕西巡抚采进本）

国朝刘绍攽撰。绍攽有《周易详说》，已著录。是编采《公》、《穀》二传附会之说，与孙、胡诸家臆断之论汇为一书，而更以己意穿凿之。大旨惟以名字、月日为褒贬，而掊击《左传》尤力。其说谓《左氏》不过叙事，於《经》义毫无发明，不知有事迹而后有是非，有是非而后有褒贬。但据书字为褒矣，其所以褒之故，绍攽能研求其字而知之乎？但据书人为贬矣，其所以贬之故，绍攽能研求一人字而知之乎？如宰咺赗惠公仲子为贬，设无《左传》，何由知仲子为妾而贬之？齐高子来为褒，设无《左传》，何由知为高徯存鲁而褒之？幸藉《传》而知其事，又讳所自来，以《传》为不足据，是何异迷途之人藉人为导，得途之后鞭其人而逐之乎？

△《春秋通论》·五卷（陕西巡抚采进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