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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者；剧本必须首先由这些人点头同意，然后制成品的生杀大权又操在南京国民党的电影官手中。夏衍，作为左翼文化工作的一位领导者，他必须在两个领域作战：电影理论——批评战线；剧本　——生产战线。夏衍、阳翰笙、阿英、田汉、郑伯奇等人分别渗入各家公司，他们以真诚的友情、耐心的说服、善意的帮助，团结了大批的电影从业者，正如有人所说：“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中潜行”。现在在回忆当年这段历程时，谁能想像到那时的工作担子是多么的沉重，道路是多么曲折崎岖。

千里马一经出现，伯乐便千方百计追踪。终于，夏衍、尘无，在小洛的牵引下，在上海三马路绸业大厦楼上，借着胡考的小编辑部会面了。

尘无，以他坚强的毅力和不屈的勇气，不息地战斗。在电影评论战线，他分担了夏衍很吃重的一部分担子。在所谓看电影是“心灵坐沙发椅，眼睛吃冰淇淋”的软性电影论争中，他奋身上阵，把刘、黄、穆等一群打手，深深埋葬在软软的沙发里，沉没在甜蜜的冰淇淋中。他也团结了大批影评人、编辑、电影工作者，他平易近人，从不夸夸其谈，搬弄教条，处处使人感到亲切。连蔡楚生、金焰这两位当时的红人，还有导演奇才费穆，都对他心折。

尘无在文艺领域的涉猎是广阔的，从一九三二年初在故乡海门被当局目为思想不良分子加以监视，他避居上海至一九三七年初冬，他的战绩是辉煌的。他到了上海，投稿一到《社会日报》就把总编辑陈灵犀吸引住了；文章到了《电影时报》，编者邀请他每天到晚班的画报编辑室为他写稿；丁玲在与他晤谈后，他又为她的文艺杂志写文章，并参加当时颇为热闹的“差不多”问题的讨论，也写了论“差不多”的文章；他在《社会日报》发表了一些颇具功力的愤慨时事的旧体诗，引起当时一些老诗人如邓粪翁、施叔范、唐云、若瓢和尚所击赏，由桑弧约为参加诗酒之会。尘无虽滴酒不沾，也参与论诗；孙师毅看《影迷周报》的连载小说《影国春秋》，忽然拍案而起，连呼“鬼才，鬼才！”　我一看，他正看到：“好雨，好雨！”那正是尘无的文章；小洛一九三五年去南京接手张慧剑编辑《朝报》副刊，尘无又在一夜之间为他写了一束随笔，小洛称之为“以壮行色”的最佳礼品；一九三六年底，病体支离，他不得不离沪去杭州葛岭疗养院治疗，这时期，反映他的心情，他写下了十几万字委婉怆怆的散文。

他的病并没有痊愈，但国难日亟，一九三七年秋，他匆匆由杭返沪，行装甫卸，即挥笔为《救亡日报》写下投向日寇的连珠镖枪式的七首诗篇；龚之方听到尘无返沪，那时我们出版的《中国电影日报》因战争蔓延，决定停刊，也找到他写了休刊辞，那是一篇骆宾王讨武则天式的檄文。

一个生命不止，战斗不息的人！

尘无与夏衍、柯灵、龚之方、小洛、桑弧等等，这些人都是萍水相逢，来自五湖四海，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有着共通的语言，彼此顿成莫逆。尘无对生活小节，落拓不羁，不修边幅，几根像猫一样的胡须，一头像我的孙女画的兰花似的头发，总要有人拉他一起上理发馆。在上海那几年中，无论是住在《社会日报》宿舍、《泰晤士报》的阁楼、红叶书店的宿舍，还是柯灵的楼下，都是由细心的小洛和一些朋友为他照料、安排。

怀念尘无（2）

在我们相交的几年中，彼此很少有相聚几小时互相交谈的时刻。只有一次在一个寒冷的傍晚，天阴沉沉地已经在下着点滴的雪雨了，我在四川路遇到了尘无。那些天我正受友人之托，替他看管几天房屋。我邀他和我同住一夜。晚上，我点燃了壁炉的火。熊熊的火光，使他像孩子一样兴奋，他盯住通红的炉火，眼珠闪亮得像钻石喷射的光彩。我那时怎能体会到这晶莹如水晶的人，内心怎会有如此凄凉的况味。

在添取柴火时，我说：“可惜我们不会跳舞，否则，这火光，这情调该多么迷人。”说着，我把他一抱。我惊呆了。他也满面通红，嗫嚅地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

尘无，尘无！　你有五十斤或六十斤重么？　你怎能擎得起夏衍交给你的接力棒，你怎能挑得起生活给你的沉重的负担！五十年后，我看了他的“学生”盛里予所写的文章《轻尘》，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得来的灵感。

虽则是短短的四五年间，他几乎是马不停蹄地疾书。他写了多少，谁也无法统计，即使他活着，恐怕他自己也心中无数。

他把黄金年华献给党的革命文艺事业，而把《浮世杂拾》填补他自称为软弱的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