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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懂事的，妈妈什么也不管了，那我就得管。家里种菜、浇水、做饭，这些事情都由我来做。

我们家乡人也很好，当时是九月份吧，湖南正是种白菜的时候。我们对门那一家跟我们没有什么亲属关系，当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对门两位老人就搬到我们家来住，跟我妈妈和婶婶做伴，还帮我们家把白菜都种好了。大概他们是出于对革命者遗孤的一种同情。

记者：事实上，党组织一直关心你们家的情况，关心着烈士的后代。1945年，王震将军派人到您家捎来有关您伯伯的消息，并把您母亲接走见王震将军。你们对这件事情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当时有没有害怕母亲回不来了？

彭梅魁：当时非常担心。那是1945年的时候，有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来到我们家，说他是王震将军派来的。他跟我母亲和婶婶说要她们到盐阜去，说有了伯伯的消息。那是特殊时期，我妈妈跟婶婶信也不好，不信也不好。后来我妈妈决定，不信也得信，她们两个决定豁出去了。她们两个就跟那个人走了，走的时候跟我说，要是明天不回来，你就带着弟弟到延安去找伯伯。等到第二天，妈妈和婶婶高兴地回来了，告诉我们，她们见到了王震将军，还说要我和起超、爱兰（都是叔叔的孩子）一块儿去。

那时我正生病打着摆子，妈妈从王震将军那里给我拿来了药，吃了以后我就好了。后来我们去见了王震将军，他问我，你能走动吗？你会骑马吗？我说我不会骑，但我能走。他考虑了一会儿，跟我和爱兰说，你们女孩子，还是暂时不去为好，以后再说吧。那次我们俩就没走，彭起超跟着王震将军走了。一个能上学的机会没有了，我的心里特别难受。

记者：伤心之下您就给彭老总写了一封信，后来你们就被接到武汉上学，是吗？

彭梅魁：对，后来我给伯伯写了一封信，说，我叫梅魁，是彭京华的女儿，我多大了，我想上学。后来武汉市市长吴德峰派市委的人把我们接到武汉，我们兄弟姐妹一共5个人就在武汉上了学。

患难真情…采访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3）

1950年1月1日，一列由湖北发出的火车带着彭家的4个孩子开往北京，伯伯彭德怀把他们接到北京，并把他们送进学校学习。

1950年6月的北京饭店，在彭梅魁的记忆中永远那么美好，在那里她第一次见到了被家乡的亲人念叨了无数次的伯父彭德怀。

记者：彭老总长年在外南征北战，你们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又到了后方上学生活，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是在什么时候？

彭梅魁：我第一次见伯伯是1950年6月。因为后来我们被接到北京，我们一共有6个人。那天我们到了北京饭店，伯伯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当时我们都不说话，伯伯就问，你们是怎么上来的？那时候坐的是电梯，但我不知道，就说，一摁就上来了，他就告诉我们那是电梯。

记者：彭老总很早就从家里出来干革命，经历了数不清的战斗，毛主席曾为之赋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您第一次见到彭老总时，对这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帅有没有害怕？

彭梅魁：当时的心情也不是害怕，就是很想见伯伯，我们父亲没有了，母亲也得了病，再没有别的亲人了，但是见面后还是很紧张。我们几个孩子，见了伯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大家要哭也哭不出来。后来伯伯就拿着糖、果子让我们吃，一边给我们分吃的，一边拍拍我的脑袋，问：“你叫梅魁吧？”我说是，但是心里想他怎么能认出我来啊。回忆起原来是我给他写过一封信，那里面介绍了我叫什么，还说我想上学。后来他就一个一个地辨认我们。

记者：第一次见面，你们一起待了多长时间？是不是觉得和亲人在一起团聚因难得而觉得时光短暂？

彭梅魁：我们都没有了父亲，见到伯伯，伯伯又对我们这么好，都想在那里多待一会儿，不想回学校，那天晚上我们都没回去。伯伯说你们就住在这儿吧，我们想就这么间屋子，往哪儿住啊。伯伯说，我们搭地铺睡，把被子什么的都铺在地上。伯伯要跟我们一起睡地铺，我说您岁数这么大了，明天还要上班，还是上床去睡吧。我们睡在这儿陪您就行了。伯伯说今天大团圆，一律平等。他还说我现在睡在这儿就不错了，战争年代哪有这样的地方睡啊。我们几个都睡下了，伯伯没睡，挨个儿给我们盖被子。我们感受到了久违的父爱。

记者：不久以后朝鲜战争爆发了，彭老总奉命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