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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罪行的大字报，原本是想让她认清丈夫的反动与腐朽的庐山真面目，启发她的阶级觉悟，让她回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勇敢地揭发黄晓东的罪行，彻底与他划清界限。不曾想事与愿违，看过大字报后她更坚定与丈夫同呼吸共命运的决心，特别是见到那些实物后，更增加了她对他的思念与关切，每一件实物都记载着他俩的爱，都饱含着他俩的情，都是他俩幸福岁月的见证。

初进囚室时，她还有些不知所措、六神无主，看过大字报后，她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这时她想起了他多次对她讲过，而且在姚玉兰与贺铭婚礼上重复过的那段话，“只有能共患难的夫妻才是真正幸福的夫妻”。是呀，当他有难时，当亲朋好友都与他保持距离时，他所爱的人依然守在他的身边，有什么事能比这更让他感到幸福的呢！作为她，在他有难时，能用自己的爱去温暖他那颗孤寂的心，给他战胜逆境的力量，使他在黑夜之中看到光明，体现妻子的最大价值，这难道不是一种幸福吗！在囚室里她才真正悟出了一个道理：夫妻之间的幸福不仅体现在欢娱里，也体现在苦难中。感谢苦难，给他俩提供了一个体验这种幸福的机会。想到这里，许雅君忘了自己是在囚室之中，仿佛是转身在新房之内，她的这种思想变化，红卫兵们是万万想不到的。

第二天，红卫兵将保姆和快满三岁的儿子带到了许雅君面前，儿子一见妈妈，便扑进她的怀里哭起来：“妈妈，你为什么不回家看我，爸爸也不回家，我想你，我想爸爸。”“好儿子，爸爸妈妈也想你。我们都有事，不能回家，你要听阿姨的话，明白吗？”“小朋友，你妈妈可以回家，只要她把你爸爸干的坏事儿说出来。”“我爸爸没干坏事儿，我爸爸是好人。”“好儿子，你说得对，你爸爸是好人，没干坏事儿。”雅君激动地搂着、吻着儿子的头，热泪夺眶而出，这是她被关押后第一次流泪。

1967年1月的某一天，司令部龚副参谋长把姚玉兰叫到办公室，非常严肃地对她说：“小姚，你到营房股把家属区第三排第四号房子的钥匙要来，找几个公务班的战士把那套房子打扫干净，安好床板和炉子准备给许雅君住。”“她在空军大院儿不是有房子吗？”“那房子已被红卫兵查封了，孩子与保姆被撵了出来，详细情况我也不清楚。你只管把房子整理好，不要和她多接触。我知道你俩是好朋友，好姐妹，他们两口子还参加过你们的婚礼，但她爱人已被打成‘三反’分子，她又不愿与他划清界限，她现在是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一定要与她保持距离，千万不能感情用事，这是政治问题。”姚玉兰明白，黄副主任绝不是“三反”分子，这是天大的冤假错案，心里虽然不满，但不敢有丝毫的流露，只是机械地点了点头。

她一面打扫房子一面寻思：雅君落难我该如何面对呢？和以往一样与她相处，领导一定会干预；冷淡她？又于心不忍。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两全之策，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不管她今后处境如何，我决不落井下石，决不说违心的话，决不做违心的事儿。现在我要给她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炉子包括风斗安装得好好的，给她拉足蜂窝煤，让雅君在寒冷的冬天感受到蓝天姐妹的一片温暖。

许雅君搬到西郊机场后，姚玉兰与贺铭偷偷去看过她几次，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令人钦佩和吃惊的是，除了那丰满的身材略略消瘦了一点外，人的面部表情看不出任何变化，没有悲戚，没有哀怨，有的只是自信与坚毅。她一点儿都不像是一个坠入深渊的落难者，她大度地对他俩说：“现在是群众运动，说啥话的人都有，我一点儿都不在意，我坚信黄晓东不是反革命，我也坚信他的问题终有一天会搞清楚，这一辈人搞不清，后来人会搞清。有人让我与他离婚，那是屁话，就是坐牢我也要陪他坐到白头到老，就是枪毙我也陪他上刑场。有人拿停飞要挟我，说不与他划清界限就停我的飞。我是热爱飞行事业，这是我一生的追求，但我不能在他蒙受奇冤时，为了我自己的理想与追求而置他于不顾，那还算什么患难夫妻。”“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现在我的门前是非也多，你们俩以后少来，特别是玉兰，更改家庭成分后，你的日子不会太好过，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说是不唯成分论，实际是很唯成分论的。你们不用为我担心，我一身体好，二心态正，再困难的环境也能适应，我会顽强地活下去的。”开始本是姚玉兰两口子去安慰她，后来她反倒安慰起他俩来，真是个女强人。

“贺铭，你一定要善待玉兰，她为你受了不少委屈，你可不要辜负她的一片深情；玉兰也一样，千万不要有居高临下的心态，夫妻一定要平等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