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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1）

问：　请谈谈这部小说的结构。

阿来：　我考虑到小说的结构。刚开始我接触这个题材的时候是两三年以前，觉得要写这样一部题材，现在在传统小说里，所谓的村落式，中国的《暴风骤雨》，还有《创业史》，包括《艳阳天》，这种小说后来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卷式很浩瀚，试图购进中国的当代乡村历史，用写历史的方式写小说，其实沿用西方传统的所谓长河小说或者西方的家族小说，用一个主要线索以一贯之，一个大的事件以一贯之。后来我从我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来看，我觉得这里有比较虚假的东西。我所了解的乡村，第一，乡村不再是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乡村的命运是被另外的，或者抽象的叫国家也好，政治也好，具象的是以城镇为中心的政权辐射乡村，所以乡村已经没有自然发展，很多事件不是连续的，事件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必然导致另外一件事情。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是线性的发展，按某一个线索发展下去。现在的乡村生活，经常被城市的或者政权来打断，今天它这样发展一段时间，做一个事件，但很快本身有自然发展，还可以继续发展，但是不行，来自城市的另外一种东西，来自政权的另外一种东西，强行地使这件事情终止，乡村组织结构也好，经济重心也好，包括涉及到它的人际关系也好，不断被中断。所以看中国当代乡村没有以一贯之的事件。

第二，乡村都是小人物。如果要写好当代的乡村史，一定是多中心的，多线索的。乡村这些人物都是小人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同的人在不同的事件当中扮演这个事件的中心。

乡村生活更多的是零碎的拼图，不是以一贯之的国家政治、经济的脉络，一个人的命运的脉络。所以要写出真实的乡村，恐怕在传统的写乡村的线性的一个线索、两个线索以一贯之的结构，恐怕就要打破。这部小说的结构，更多的是拼图。一个阶段这样的事件当中，这样几个人物在扮演中心人物，乡村里主要上演的是这个事件。过一段时间又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当被另外一个事件更替的时候，在这个事件当中扮演中心人物的会是另外一些人。当时我的想法是用五到六年，不同的事件，好像是几个花瓣，我觉得这个比喻过于美好，但基本上结构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表达出来了，他们在向一个中心汇聚。我觉得之所以采用这样的结构，并不单纯是为了想在小说结构上，小说文体上有一个什么线索，不是纯粹意义上的，而是这个故事需要这样的结构，或者为了讲好这个故事，为了讲好乡村的故事，给它找了一个恰当的表达方式。就像盖一个房子，不会先想出外在的形式，不管里面装什么，而我肯定考虑里头装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然后选择外在的建筑样式。

问：记得　你说的“花瓣”，最终想写六个花瓣，现在在大花瓣之间还想再找出一些小花瓣，对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六个大花瓣，再加上十几个小花瓣，构成一部完整的小说。　新作是现实的，在我们的印象里，《尘埃落定》是世外桃源式的，非常唯美、传奇。在新作中怎样加强现实感？是不是在创作开始的时候就有意识的强化现实感？而且既然是拼图式的花瓣式的结构，能不能非常淋漓尽致的表现出现现实的接近？

阿来关于《空山》的问答（2）

阿来：我想它会最大限度的接近。非常困扰中国作家的命题就是所谓的现实。如果让我写小说，我肯定要有现实感。有没有现实感，不是要刻苦地追求，而是你所表达的对象包不包含这些东西。《尘埃落定》那样的表达对象，故事本身作为表现对象，其实是决定了作家准备在里边开掘什么，他也是多向的，《尘埃落定》也可以写成宫廷政治，影射当下，它会非常现实。但你面临这样的东西，本身一个东西含的含义是很多的，是你要取哪个含义。对我现在来写这个东西，现实要加强，在我看来这里至少包含一个追求，它跟《尘埃落定》多多少少会有些关系，《尘埃落定》是讲西藏或者藏区某一种崩溃的环境，其实是政权的崩溃，或者社会制度的崩溃，但是制度崩溃的时候你会发现文化还在。解放以后，在新的社会现实之下，对一个民族来讲，真正的传统文化如何存在，大家不要敏感是不是藏区才是这样，不是，这是整个中国乡村，不管是哪个民族都面临的问题。人类学、历史学告诉我们一个旧的东西瓦解之后，会成长起来一个新的东西。但现在中国乡村的问题，藏区也不例外，面临的问题就是当中国的乡村在文化瓦解以后，不会像过去那样，乡村自身再成长起来新的文化，这是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