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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习惯性的贬损、字眼,并在“政治第一”标准里,加以横扫一切的结论。固然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及现实需要使然,但出自像作者这样毕业于名校名专业,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以译介西方摄影文化为己任,可以直接阅读英文文献资料的本土理论工作者之手,这篇文章本身,却有诸多费解之处。
最为关键的是,这篇文章与狄源沧之后的译介文风简直判若两人。
阅读随后十来年间出现的大量“批判资产阶级新闻摄影观”文章,可以看出多数人都是在贴标签,喊口号,甚至仅仅出于表明自己政治态度的目的而做尽姿态,内容也多为抄袭、引用别人的二手资料,人云亦云,并无实质内涵,更不用说独立思考与真知灼见了。因知识眼界局限,这些人发表的所谓批判文章,同质化倾向严重,且水准较低。
这种情形下,新中国成立初期,这篇《漫谈美国摄影》更显突兀、特别。
对于美国新闻摄影状况,作者介绍说,美联社等新闻摄影机构独占了全美国报纸所刊登的新闻照片,它们以各种方式通过照片来欺骗、麻醉人民。所发的照片中,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从来没有笑过,美国统治者企图用这种方法减低美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另一方面,对于谋杀、盗窃、*等各种照片却不惜多方搜集,重金收购,以此来掩蔽人民的耳目。
作者还通过具体事例,来说明美国新闻摄影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无原则的小趣味。一位新娘在步入教堂时,向她的朋友飞眼;芝加哥大街上一个女孩的帽子被风吹到了地下,竟然成为年度“杰作”。作者愤然写道:“对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严重的经济危机、失业和种族歧视等问题却视若无睹,不然就在报道时加以歪曲,其目的无非是想把大众的注意力转移到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从而延缓他们的政治觉悟。”
作者在介绍美国业余摄影时称,这一领域的摄影主题几乎全部集中在了“狗和女人”身上。美国的统治阶级和摄影托拉斯用各种方法把一般人的摄影兴趣引导到这些庸俗无聊的题材上来。他举例说,美国《大众摄影》杂志曾介绍一位摄影师用了整整1年时间,为一个女郎拍摄了两千多张姿态各异的*照片,而那位著文介绍者却对此赞不绝口,几乎把拍摄者捧为一流的“摄影家”。一些摄影学校则以“最漂亮的模特儿”和“好莱坞的女明星陪你游玩一整天”来号召他们的学生,再不然就是以“本校某某学生最近以150元的代价把作品卖给了某公司”来夸耀一番。
对于美国艺术摄影状况,作者更是认为已经走上了“绝路”。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统治阶级尽量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他们的艺术摄影就是在这个自欺欺人的口号下,走上了“超现实主义”的绝路。美国的艺术摄影把莫名其妙的东西当作宝贝,恐怕只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才会把臭的当作香的。
面对“漆黑一团”的美国摄影界,作者还是看到了一丝“光明”。“事实上,美国已经产生了不少比较有思想的摄影记者,他们对资本主义剥削下的工人生活和种族歧视下的黑人生活作过无情的揭露。”“也还有不少勇敢的记者在警察的铁蹄和木棒下抢着宝贵的镜头。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道美国人民英勇斗争的情形,揭穿反动派的无耻欺骗和谎言。”
这样占有大量信息之上的深度误读,及解读的方式,是出自作者内心真实的想法,自觉的行为,还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命题作文、故意而为之的歪曲呢?抑或,仅仅只是个人面对现实困境而做的一个迎合姿态呢?或许,是以这种说一不二的“批判”面目,来曲折地介绍当年的美国摄影现状?
问题是,在一个泛政治的年代里,一位摄影行当内的有识之士,一夜之间便无奈地或心甘情愿地放弃了自己曾经拥有的价值判断力,并以自己的知识、才气为现实增添了看似更有说服力,实则无理性的误证。这仅仅出于生存智慧的考量?是时风使然,不得已而为之?还是出于自觉的政治激情,而做出的道德转向呢?
20世纪50年代早期,摄影界一位郁郁寡欢的知识分子,再次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解读的历史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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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的意见
1942年,23岁的谢汉俊毕业于因抗战爆发而远迁西南内地昆明的西南联大经济系。西南联大少有大楼,却多有大师,这给了他深厚的学养与广博的学识。毕业后,他曾从事过会计、统计工作。1948年考取公派留学项目,于1949年1月到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经济学。后因美国政府相关机构采取敌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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