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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体会到社会主义各国以摄影艺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成果；反之，倒感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摄影事业很有成绩。

因此，这本书里就没有反映出目前世界上两个阵营不同的艺术道路，没有反映出在摄影艺术上也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事实，反而给人以“西风压倒东风”的错觉。

批评者依照“两个体系”、“两条道路”的二元划分方式，作为对这本书进行评价的前提：即世界上存在着对立的两个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而中国是属于社会主义体系的，这应当是本书的编辑前提，并决定本书的编辑方针。这本书里虽有一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但大部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这里很明显地并列着两条创作的道路：一条是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道路，一条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但是，在这本书里所体现的不是东风压倒西风，而是形式主义胜过现实主义。所以，它虽然标榜世界作品欣赏，而实质上要我们去欣赏这些资产阶级形式主义①的作品。

在此“原则问题”上，被批评者并没有争辩，狄源沧依照批评者的逻辑更进一步自责道：“这不是长资产阶级摄影艺术的志气，灭社会主义摄影艺术的威风吗？”并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是编辑立场的错误”，值得自己深深警惕。

在随后到来的批评声浪中，大连工学院学生王浩更是对这本书中狄源沧本人写的“编辑前言”进行了逐条批驳。王浩提出，编辑前言中提出的“引起人们的兴趣”，实际上指的是资产阶级那种把艺术作为玩物的兴趣；在这个标准中找不到最重要的标准——政治内容，编者脱离现实，把艺术看作没有政治内容的东西。没有“政治内容”，编者只有竭力夸张“技巧”了。

一个饱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的答辩与自责（2）

但在狄源沧提出的“批判接受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技”里，王浩通观全书，却没有看到编者的“批判”，只见到了其强调“一技”，那就是编者所极力推崇的“技巧”、“艺术”、“无形的视线”之类的东西了。

不过，在“检查”过后，狄源沧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对某些具体问题进行了解释，并巧妙地反驳了批评者的责难。

针对有人提出，为何书中没有一张中国摄影作品？难道中国不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吗？难道偌大一个中国选不出一张摄影作品吗？狄源沧肯定悟得出自己所做的“世界摄影作品”选编，已被身边一些“摄影家们”当作了排位工作，他们不能容忍这一集体被忽视的耻辱。他一定深知这些责问背后的潜台词。当有人气愤地指责他“简直失去了中国人的立场”时，狄源沧回应道：

但我应该说明，当初在编这本书的时候，由于以前曾经编过一本专门介绍我国摄影作品的小册子，所以想通过这本书专门介绍一些外国作品。我在取书名时考虑得又不全面，只是根据“世界知识”、“世界知识年鉴”等专门介绍外国情况的书刊取了这个书名。

狄源沧还是检讨了自己“浓厚的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对自己成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传声筒”，毫无分析地把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观点照搬过来向我国读者宣传，表示悔恨。他列举了在编辑自己喜欢的法国摄影家罗伯特？波耶兹诺时，就把资产阶级评论家的话一字不移地端了过来，说他是“世界上最有独特风格的摄影家之一”，全然没有考虑资产阶级评论家所说的“世界”是什么世界？包不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是否承认这位摄影家的“独特风格”？更没有考虑资产阶级评论家为什么对波耶兹诺推崇备至？是不是因为他拍了不少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照片而给他奖赏？是不是为了引诱更多的摄影爱好者为资产阶级服务而以这种赞誉为钓饵？

狄源沧真诚地检讨道：“而我呢，对这些问题毫无考虑，就把钓饵对着我国的读者撒了出来。”

在受到批评后的一段时间内，狄源沧选择了沉默，在1959年4月这篇迟来的“自我检查”中，他进而从“灵魂深处”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剖析：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感到自己在编写这本书时，多半是根据外文材料，谈的又是各种摄影艺术、技巧、技术问题。

我当时又认为我周围的同志，“懂外文的不懂摄影，懂摄影的又不懂外文”。自认为像我这样“双全”的人一时还找不出来。

除此之外，狄源沧还主动坦白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名利观念和爱面子的思想”，承认编辑这本书时怕事先叫人知道了，万一出版不了，说起来面子上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