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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东方的古代，却也是可以成为有效的事件佐证的。

秦桧，这一个在历史话语中历久弥新的奸臣，不正是被用来取粟的猴子吗？

也许我们早就应该把宋高宗赵构放在了岳飞墓前了。而且是以一个具有明确署名的罪者的身份放在那里：“臣宋帝国”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历史上奇耻大辱的延续和这位皇帝的极重机心的实现共同的被展现在中国人的历史天空里。

无须说赵匡胤有不杀大臣的朝代古训。就是此点放之，那么在没有赵构的充许，秦桧敢随意的做什么吗？更何况是盛满天下的大将军。

按寻常心思，赵构的考量都是正当的。什么权力欲望，什么皇位情节。但是能够用这样的说辞来对他给予解释吗？他是皇帝，身系天下之任。用这种认识来定位历史事件的人，根本就是历史命题的玩忽职守者。

那么问题在于那里呢？天空未曾晴朗，也许只是因为还是乌云密布。那么赵构被历史性的放过了，不但宋朝没有对其进行质问，而且明朝的那些自诩为忠义、英雄之士的家伙既然做了本未倒置的事：把秦桧等四个受人差遣的冤大头给钉在历史奸佞本的封面上。使得真正的事件创造者逍遥法外。从而使得历史的真相未能得到真实的传播。创造成历史的的话语本身的冤案。

那么是什么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话语的传播方式呢？考察历史中的文本事件我们可以得知一些清晰的意义。

周幽王亡国只是因为褒姒一笑；商纣王失天下只是因为被一个狐狸变成的女人所迷惑；汉武帝犯浑只是因为被一个叫做杜充的人所蛊惑；唐玄宗失皇位只是因为杨贵妃祸天下。自然的，宋高宗杀岳飞也只是因为秦桧的奸诈。

由此我们发现的是什么呢？我一直认为在中世纪中国与其说是封建社会，倒不如说是简单的帝制社会。这种简单只是社会构造会简单，并不是说社会的关系体系会简单。也不会使政治文化的权力认识简单。相反的，帝制的权力重心的单极以及权力表现的单维使得社会的权力话语向权力中心——帝皇集中。那么社会的表现就在这种地狱般的力量的重压之下难以自主。而更重要的是权力对政治下的形态压迫。它介入到政治下的生活着的每个个体。从国家机器到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个方面对人进行控制。形成了一个天网恢恢的社会体系。而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等种种话语都是基于此而建立的。它的主旨就是纲常，纲常就是尊父的文化定位以及认识。

那么元凶是赵构的时候，为什么在历史的公共话语意识里却只对一只猴子动刑，而对真正的主使者却闪烁其辞。那么是否是在表明，中国的政治社会其实是一种权重文化。之所以如此强调，乃在于这是一种以权力崇媚为表现方式，以真理为蒙蔽对象的，以帝皇为权力意志表现母体的政治文化形态。在历史的话语表达方面，这种社会意识会规避文化、民族、社会事件中的帝皇的不良的实质，而代之以下属官员，皇宫仆役等附属人员为话题中的责任对象。造成了事件事实的误导传播。从当时的情况下看是一种权媚策略，而从长久的历史上看则成为了文化语境上的症结。

但是事情的全部事实都在这里吗？显然不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提及这种错位的事件表达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有一点很重要。相比其它的国家和地区，中国的民族意识形态是属于淡薄的那一类的，这对于中国的今后的世界化发展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资本。但在历史中，这种意识是基于两方面形成的。其一是主流学术的淡漠，其二是国家的民间主体的缺失。这种情况下，如果产生政治地理危机，很有可能面临着举国无人的局面。由此，儒吏政治的从事者，民族公关的经营者以及特定时期形成的文化留种者共同打造了这样的一个文化表现氛围。于是产生了汉奸的所指。从而激起对民族性认识的文化判定性。给人一种表现的历史评价机制。以此来对政治体内的人进行思维控制，形成对政治主体下的意识形态认同。

但是它的主体依然是皇权本位的文化思想，因为忠奸的本体对象都是皇帝。所以其实这一切的目的还是皇权本位的文化认识。

那么，岳飞墓前跪了赵构吗？

文化的发展需要克服文化认识与意识上的媚俗。那么文化的媚俗的克服是可能的吗？

我们已经处于一个在通俗的公共话语里没有皇权意识的社会了。而政治地理危机也更多的不以被控制的意识形态为表达的对象了。那么我们的权力本位的文化认识真的应该进行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