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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他们也了解如何用人类传统沉积下的智慧去解释正在变化的环境，从信息中提取出变化的趋势。当然，这其中可能充满了“不够专业”式的错误，但他们却打破了一维的视角，他们在解释经济问题时，可能同时加入了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他们的确常常被市场所驱动，他们需要将文章写得富有趣味。但正是这种趣味性激发了公众的好奇心，使他们跳出日常生活的琐碎与暗淡，转而思考更有意义的问题，这一点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

写到这里，笔者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愚蠢无比的错误—根本没有学院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之争。知识分子群体其实只分为两类：高级知识分子与低级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被自己的好奇心驱动，他们尽可能地探索感兴趣的领域，并获得杰出的成果；而低级知识分子则普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他们喋喋不休地重复自己，或是干脆躲在狭小的领域内静待自己的思维发霉。

为公众写作，并非是知识分子的职责，而更多的是作为公民的知识分子的个人选择。不错，你可以将之称作一项“追逐名声”的游戏。从未有一个群体像知识分子这样热衷于名声，因为他们的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总是潜藏着“载入历史”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强烈度就好比商人对于利润、小市民对于幸福家庭的渴望……

尴尬的公共知识分子（2）

我们欢迎罗素这样的知识分子，因为他既能写出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懂的《数理逻辑》，又能对BBC的听众宣讲哲学的作用，他还从不避讳自己的弱点—“是的，我热爱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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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杂志运动（1）

我们似乎可以相信，美国加州历史学家温斯洛在1995年制作的录像片与出版物《硅谷的创造—一个一百年之久的文艺复兴》是曾经风起云涌的新技术公司的重要强心剂之一。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文艺复兴满足了那些底气不足的首席执行官们渴望得到“历史性地位”的情结。他们大可在单独相处时将自己的成就比作拉斐尔或者米开朗基罗的贡献，因为他们的软件同样在改变我们这个世界。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他们将商业与文化如此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他们本人甚至比当时的达·芬奇与卜伽丘更加声名显赫与富有。

在纳斯达克指数屡创新低的今天，这种信念越来越令人怀疑，却也越来越被那些首席执行官们不容置疑地肯定。就像惠普“中世纪历史专业”毕业的首席执行官菲奥利纳在股价大跌时依然强调的—今天是中世纪最后的黑暗，数字文艺复兴必将到来。

在媒体理论先驱马歇尔·麦克卢汉看来，结束中世纪黑暗的并非是文艺复兴事件中的那些大师们，而是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印刷术所带来的资讯革命使得民众打破了教会对于知识的垄断。热衷于为狂热降温的管理学大师彼得·杜拉克在此“阴险”而不动声色地说明道，在上一次资讯革命中，最有势力的是那些印刷厂的开办者们，他们获得了巨额的金钱与如日中天的名誉，与贵族大公平分秋色。

于是，新技术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不得不尴尬地面临这样一个现实：他们可能更类似于16世纪的印刷厂厂主，而非那些伟大的艺术家与诗人。在风行了20年之后，前者伴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化而逐渐没落。因为他们仅仅是占据了新技术的先机，缺乏真正的创造力，尽管这种新技术可能与新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事实也证明，在这场淘金热或文艺复兴中，最明显的受益者的确是那些“印刷厂厂主”—新经济杂志。他们先是为这场文艺复兴寻找各种自我吹嘘的借口，然后为好大喜功的首席执行官们营造出一种“新革命氛围”—新规则、新领导、新技术、新商业、新公司—新经济杂志的记者编辑们促成了商业新闻前所未有的繁荣，也让商业行为成为似乎与每个人都相关的活动，同时也造成了杂志史上罕见的虚假成功—尽管这种成功正逐渐褪色。

让传统新闻业目瞪口呆的是6本富有传奇色彩的杂志的厚度。在鼎盛时期，《Red　Herring》每期的厚度达到了440个页码，重达1磅多，而《Business　》的页码则是444页，重量则增至2磅又盎司，而作为周刊的《Industry　Standard》的当月页码为1096页。另几家新经济杂志如《Upside》、《Wired》、《Fast　pany》的厚度与重量同样让传统杂志《名利场》、《时尚》心惊不已，因为厚度即意味着广告量。传统的时尚杂志曾经因为达到400个页码而兴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