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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讨论与客观成为可能—在繁杂的事物中，运用理性是基本要求。

历史从来都是偏爱戏剧性变化的。法国启蒙者强烈的个性特征、法国公众所制造的流血与暴力，让历史学者更乐于研究它，并为它披上迷人的“浪漫主义”外表。但是，18世纪的法国公众其实并不幸福。他们呼喊着卢梭激动人心却又相对空洞的口号，冲入巴士底狱后倍感迷惘。激烈的革命运动除了为抒情作家提供写作素材外，缺乏实质的帮助。时间回溯到18世纪中期，年轻的卢梭来到英国，陶醉于这个国家的安定与宽容，在回忆录一再感慨。对于爱狄生这样的报刊写作者来讲，这是最大嘉奖，正是他们将才智分享于公众，营造了这种宽容与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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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经济学家，平庸的专栏作家

《商业周刊》的大多数专栏都不忍卒读，这是一份在文字美感上缺乏追求的杂志。专栏作家们，尽管大名鼎鼎，不管是伦敦商学院院长劳拉·泰森，还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杰弗里·加藤，都是仅仅能够将文字写通顺。他们的笔调中充满了平庸的智慧，他们的判断从来也不会超出我们的想像。他们无非是在“9·11”发生后坚持自由贸易，重思商业领袖的责任，或是对布什的减税计划的一个新进展表示反对或支持。最近读到的《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是该杂志另一位专栏作家罗伯特·J·巴罗的专栏文集，同样的，不要指望在这里面发现这位全球最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的真正思考，尽管该文集拥有“面向新千年的经济学观念”这样的副标题。

作为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没人忽略巴罗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杰出地位，他是宏观经济学、经济增长理论与货币理论领域的杰出专家，他出版的《宏观经济学》是许多国家大学的课本。但是，你不要指望他在不超过2000字的篇幅里展现这种才华。这么小的篇幅需要紧扣新闻的专栏，仅仅能够展现立场与结论，而不是分析，同样更容不下巴罗喜欢的数学分析。它能表现的是宽度，而不是深度；是形式，而不是内容。

《不再神圣的经济学》收录了38篇文章（其中一部分来自于《华尔街日报》），时间跨度由1991年至2001年，它的内容包括从亚当·斯密的理论到布什的经济政策，乃至摇滚明星博诺的政治主张与美貌经济学。巴罗在他的专栏中用一套无所不能的经济学家思维方式，来考察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就像他在序言里所说：“无论是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等规范的经济问题，还是研究诸如民主、美貌和堕胎权力等非规范问题，我都是运用基本的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研究方法是相同的。”于是，立场成了专栏作家最重要的武器。尽管在大学时代对凯恩斯着迷，但巴罗最终选择了自由主义（或是古典主义）的立场。他倾向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而在这种体系中，政府尽管作用显著，却常常容易犯错误，它的最重要的作用除去保护国家安全外，还涉及到界定与保护产权问题。在更多的方面，它不应该有太多的发言权。在巴罗的大学年代（20世纪60年代），人人都还是凯恩斯主义者；但今天，巴罗则坚定地追随了弗里德曼，奠定他的思维方式的是《资本主义与自由》。所以，你可以轻易地发现他的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立场。他是个右派，他喜欢共和党，他喜欢效率甚于平等，他喜欢分析而不是情感。

自加里·贝克以来，对新闻事件与社会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已不再新鲜。这使得《不再神圣的经济学》中最引人瞩目的是作者对于逝去的伟大经济学家的分析，而对同代学者的评论，当然更不必不可少。在38篇文章中，我们遭遇了米尔顿·弗里德曼、加尔布雷斯，拉里·萨默斯、格林斯潘，出人意料地还有U2的主唱博诺。他对于名流云集的世界经济论坛的观感也值得一读—这的确是一场毫无实用价值却充满观赏意义的聚合，他还说格林斯潘是“呆子花匠”，被一种莫名其妙的迷信所保护。

除了少量风趣的名人故事，这本198页的小册子中没有太多的精彩言论，或是角度出奇的观点。最令人不满的，是他的写作过于平淡，也没有思想能够拯救这种平淡。在某种意义上，美国的专栏作家距离英国的“essay”传统还相去甚远。19世纪的英国政论家与散文家总能够在短短的篇幅内表现出思想的庄重与语言的美感，而今天的《经济学人》仍留有这种风格。巴罗先生试图使经济学变得更通俗易懂。然而，他在普及经济学思想的同时，却使思想本身变得不无廉价性，就像你在阅读《商业周刊》文章时的感觉，这些廉价信息的结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