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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了一个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尊重。在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后一方面的因素极为重要。回顾一下这一时期的教会学校，我们会发现，那些发展比较快、比较有影响的学校大都由被称为“中国通”的传教士教育家所主持。如主持登州文会馆的狄考文入华不到一年就开始尝试用中文上课。他用中文编写的教科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行。

狄考文的影响不仅限于在登州办学，在整个中国基督教教育中，他也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自己编撰各类教材，被认为是“传教士教育家”。根据基督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的决议，在华基督教各教派在上海联合组成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狄考文等被推举为委员。

卢斯的父亲路思义，继狄考文之后来到登州。登州文会馆1904年与英国浸礼会设在青州的广德书院合并，易名为广文学堂，迁至潍县，是为齐鲁大学的前身。后来，路思义又出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归国之后的10多年里专门负责在美国募集教育经费，提供给燕京大学、齐鲁大学等。卢斯一家于1904年随学校一起从登州迁至潍县，卢斯的童年乃至少年生活，都与教会学校密切相关。学校的生活、父母对教育的感情投入，无疑影响着卢斯的成长，而他的妹妹后来也一直担任负责向中国教会大学提供经费的基金会的负责人。《卢斯时期的中国形象》的作者就这样认为：“路思义帮助建立、发展乃至资助了中国多所著名的教会大学，他的开放、智慧的宗教热情熏陶着他的四个孩子。”

在不少同时代人眼里，卢斯后来实际上也在履行着教育者的职责，或者说，他把刊物对世界的影响，就当作了另一性质的学校。

1965年9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九届杂志出版人协会秋季年会上，卢斯发表演讲，强调了作为一名教育者的作用：

我们是国家出版物——对这个国家是独一无二的、必要的，当然我们还不限于此。我们还是这个国家民众的教育者，这一点早就得到公认。杂志一直以许多许多方式实施着教育，特别是对成年人。我们培养美国人民获取消息应具备的感知力。我们还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信仰方式的教育者。

封面中国　第一章（5）

美国教育家、芝加哥大学校长、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主席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常常不同意卢斯的政治主张，但却欣赏卢斯的历史成就。卢斯去世后，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卢斯先生和他的杂志，对美国人的性格的影响，比整个教育制度加在一起的影响还要大。”

就这样，卢斯以其新的选择和方式，最终在一个全新领域远远超过了父辈，因为他创办了《时代》，建造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媒体帝国。

四/TIME的问世——“时间”还是“时代”？

不清楚是谁最早把TIME杂志的中文名称翻译成了“时代”，从此一直沿袭至今。其实，这一译名并不准确。英语中，TIME的含义既是“时间”，也是“时代”。从刊物创办时的苦思冥想来看，TIME本来是取“时间”的含义。

创办一个全新的刊物，是两个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年轻学生的共同理想。他们一个是卢斯，另一个是哈顿（Briton　Hadden）。他们结伴来到纽约，在东17街的一幢破旧楼房里租下一间公寓，开始了他们的创业。（哈顿因病于1929年去世，此后由卢斯一个人掌管《时代》，直到1964年退休。）

《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这样叙述他们的开创之举：

早在1921年，刚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卢斯和哈顿（1920届），就萌生了创办一个新闻杂志的念头。这两个年轻人对未来杂志议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以及与所有同类出版物竞争甚至最后超出的可能性。……

他们研究了许多杂志。如《读者文摘》等。……

认为自己能把《Facts（事件）》办好，这是他们最初创办之际为刊物起的名字。

卢斯和哈顿请教刚退休的美联社负责人Melville　Stone，如何从日报中选择合适的新闻。Stone明确告诉他们，新闻在一两天内对公众是合适的……三人苦心起草一份策划书，对象是上流社会的教育界和商界人物，从他们中间也许会找到权威人士和投资。

经过一番调查和咨询，卢斯和哈顿了解到，至今“没有一个出版物本身在时间上适合于那些忙碌的人简便地获得信息”。他们的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