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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李宝金，湖南郴州市市委书记李大伦，安徽省副省长何闽旭等。而这些牵涉房地产的*大案，几乎无例外地都涉及以暗箱操作的方式实现的权钱交易。

在暗箱操作发生的场景中，并非没有内部性的制度和规则，但问题是，在权力面前，这些规则是软弱无力甚至根本不起作用的。在上海社保案中，领导人的一个批示甚至一个暗示，就可以决定这笔巨额资金的使用。从一些相关案例可以看出，在暗箱操作这种权力运作模式中，“领导批示”、“领导打招呼”，有时甚至是暗示或不表态（暗示），都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从这种意义上说，暗箱操作是目前我们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权力模式的必然产物。因房地产中的权钱交易而落马的原青岛市崂山区区委书记王雁就说过这样的话：“表面上看，土地开发程序极为复杂，先由开发商给区长写用地申请，区长把用地申请通过分管区长批到国土局，局长再安排土地科填写审批表，经科长、局长层层签名再报到区里，缺少一个环节都不行。但实际上都是各个环节的一把手说了算。”“我是全区的一把手，自然说一不二。”比如，青岛有家房地产公司实力不强，看中了崂山区一块土地。总经理李某多次找王雁“做工作”。结果在办理土地出让手续过程中，王雁明知违背土地法相关规定，仍在对方没缴纳土地出让金的情况下，利用区委书记职权，安排国土资源局为其办理土地使用权证，并大笔一挥减免了1�6亿元费用。

暗箱操作，不仅导致公共资源大量流失，而且使得政府行为走样变形，甚至导致一些应当进行的改革无法进行和实施。前几年发生的国企改革争论，有人将其归结为主张和反对改革的争论，但其实，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国企要不要改革不如说是如何进行改革。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的，国企产权的转让不过是改革了国有资产存在的形态。就此推断，这样的改革不应当引起如此之大的分歧和争议。但问题在于这种产权的转让是如何进行的。在当时，即使是积极主张进行国企改制的人也不否认，在许多地方国企改制成了“内部人控制的改革”。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向本企业经营管理者转让国有产权，应该由直接持有国有产权的单位负责或其委托中介机构进行，经营管理者不得参与转让国有产权的决策、财务审计、离任审计、清产核资、底价确定等重大事项，严禁自卖自买国有产权。但在许多改制的案例中，评估机构是由企业直接委托的，企业管理人员参与改制项目申报、改制方案的制订、资产申报等重大事项，有的更是连进入产权交易市场，公开相关信息和竞价拍卖的形式都不走。这样一来，大量国有资产被贱价出售甚至无偿转让给“内部人”。因此可以说，前一段我国国企改革出现的波折和受阻，与其说是源于人们对国企改革主张上的分歧，不如说是源于国企改革中暗箱操作以及由于暗箱操作导致的改革变形。

二　暗箱操作——中国之癌（下）（1）

事实上，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渗透于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一种现象。只要我们在搜索引擎上搜索一下“暗箱操作”这个关键词，就会发现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暗箱操作：大学生转系中的暗箱操作、超女选秀评奖中的暗箱操作、中小学收费中的暗箱操作、政府采购和投资项目中的暗箱操作、房屋拆迁中的暗箱操作、公务员考试中的暗箱操作、干部任用中的暗箱操作、国企改革中的暗箱操作等等。可以说，如此广泛存在的暗箱操作已经成为我们社会生活失序的一个重要根源。

上面的暗箱操作现象虽然涉及的领域涵盖了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但在这林林总总的暗箱操作现象中，有一个永远不变的身影，这就是权力。在社会科学中，关于权力可能有着很不相同的解释和界定，但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权力实际上就是能够决定点什么的能力。所谓暗箱操作，也就是对于这种权力的不公开行使。而我们知道，权力的行使在许多情况下是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我们似乎就可以说，涉及的利益越是重大，人们不公开使用权力的愿望就越强烈，所带来的后果也就会越严重。

最近“驻京办”现象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据有人考察，驻京办的设立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那时是计划经济，驻京办成为沟通中央和地方的一个重要环节。但驻京办的真正兴起则是20世纪90年代。据有关数据，1991年北京已有186个市级以上的驻京办，1994年以后驻京办的数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现在除有52家副省级以上的驻京办之外，还有520家市级驻京办，5000余家县级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