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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轻时候思想偏激，曾经主张烧毁所有的线装书。今天回想起来实在可笑。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要是丢掉它过去长期积累起来的光辉灿烂的文化珍宝，靠简单化、拼音化来创造新的文明是不会有什么成果的。我记起了某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名言，三十年前他接见我的时候说过：“单是会拼音，单是会认字，也还是文盲。”他的话值得我们深思。有人以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只要大家花几天功夫学会字母就能看书写信，可以解决一切。其实他不过同祖宗划清了界限，成为一个没有文化的文盲而已。

我还有一个理由。我们是个多民族、多方言、十亿人口的大国，把我们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的就是汉字。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个深的印象。一九二七年我去法国，在西贡　—　堤岸的小火车上遇见一位华侨教师，我们用汉字笔谈交了朋友，船在西贡停了三天，他陪我上岸玩了三天。今天回想起来，要是没有汉字，我们两个中国人就无法互相了解。

我还要讲一件事。《真话集》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我接到样书，就拿了一册送给小外孙女端端，因为里面有关于她的文章。没有想到这书是用繁体字排印的，好些字端端不认识，拿着书读不下去。这使我想起一个问题，香港同胞使用的汉字大陆上的孩子看不懂，简化字用得越多，我们同港澳同胞、同台湾同胞在文字上的差距越大。因此搞汉字简化必须慎重。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汉字是团结全国人民的重要工具。

各人有各人的看法，我讲的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但是我跟汉字打了七十几年的交道，我也有发言权。我从小背诵唐诗、宋词、元曲等等不下数百篇，至今还记得大半。深印在脑子里、为人们喜爱的东西是任何命令所废不掉的。

我不会再说烧掉线装书的蠢话了。我倒想起三年前自己讲过的话。语言文字只要是属于活的民族，它总是要不断发展，变得复杂，变得丰富，目的是为了更准确、更优美地表达人们的复杂思想，决不会越来越简化，只是为了使它变为简单易学。

我们有的是吃“大锅饭”的人，有的是打“扑克”和开无轨电车的时间。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学汉语汉字并不比学欧美语言文字困难。西方人学习汉语汉字的一天天多起来，许多人想通过现代文学的渠道了解我们国家。我们的文学受到尊重，我们的文字受到重视。它们是属于人类的，谁也毁不了它，不管是你，不管是我，不管是任何别的人。

以上的话，可以作为我给丸谷先生的回信的补充。

七月九日

病中（二）（1）

在病房里我最怕夜晚，我一怕噩梦，二怕失眠。入院初期我多做怪梦，把“牵引架”当做邪恶的化身，叫醒陪夜的儿子、女婿或者亲戚，要他们毁掉它或者把它搬开，我自己没有力量“拿着长矛”跟“牵引架”决斗，只好求助于他们。怪梦起不了作用，我规规矩矩地在牵引架上给拴了整整两个月。

这以后牵引架给撤销了。梦也少了些，思想倒多起来了。我这人也有点古怪，左腿给拴在架上时，虽然连做梦也要跟牵引架斗，可是我却把希望和信心放在这个“最保守、最保险”的治疗方法上，我很乐观。等到架子自动地搬走，孩子买了蛋糕来为我庆祝之后，希望逐渐变成了疑惑，我开始了胡思乱想，越想越复杂，越想越乱，对所谓“最保险”也有了自己的解释：只要摔断的骨头长好，能够活下去，让八十岁的人平安地度过晚年，即使是躺在床上，即使是坐轮椅活动，已经是很“美好”的事情，很“幸福”的晚年。这个解释使我痛苦，我跟自己暗暗辩论，我反驳自己，最后我感到了疲倦，就望着天花板出神。我的病房里有一盏台灯整夜开着放在地板上。两个月“牵引”的结果使我的脑袋几乎不能转动，躺在床上习惯于仰望一个固定的地方。

我躺在床上望着天明。六点以后医院开始活动起来。值夜班的孩子照料我吃了早饭，服了药。我不由己地闭上了眼睛，动了一整夜的脑筋，我的精力已经耗尽了；而且夜消失了，我也安心了。

打着呼噜睡了一阵之后，再睁开眼，接班的人来了。我可以知道一些家里的事，可以向他问话，要他读信给我听。下午接班的是我女儿和侄女。她们两个在两点钟护士量过体温后给我揩身，扶我下床，替我写信，陪我见客，在我讲话吃力的时候代我答话，送走索稿和要求题词、题字的人。她们照料我吃过晚饭，扶我上床，等值夜班的人到来才离开病房。不知怎样，看见她们离开，我总感到依依不舍。大概是因为我害怕的黑夜又到来了。

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