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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台上表演。一层一层地剥下自己的面具，一个个都是骗子。

于是我开始有了另一种想法：“伟大的中国人民难道会让骗子们长期横行下去吗？”这以后我经常用这问句问自己，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

全连批判会开过后不到一个星期，本市报纸和《人民日报》上都刊出一条国际消息，讲到“以色列腹地”。再过两三天又出现了另一条类似的消息。在这两处“腹地”都是作为“内地”解释的。我把两条消息抄录在笔记本上，心里想以后也许用得着它们，却不曾想到从此再也没有人提起“腹地”了。

十月七日

再说小骗子

两三年来我经常在考虑一个问题：讳疾忌医究竟好不好？我的回答是：不好。但也有人不同意我的想法，他们认为：你有病不讲就没有人知道，你的体格本来很好，可以不医自愈，大病化为小病，小病化为无病。

这种人自己生了病怎么办？难道他们不找医生？不吃药？从前我很老实，现在我的脑子比较灵活些了，尽管有人说我倒退，写的文章“文法上不通顺”，可是我看人、看事却深了些，透了些，不大容易受骗了。

去年九月底我写过一篇谈小骗子的“随想”。当时小骗子已被逮捕，话剧正在上演，人们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那时还有人出来责备话剧同情骗子，替骗子开脱，认为这种作品助长青年犯罪行为、社会效果不好等等、等等。在他们看来，不让它上演，不许它发表，家丑就不会外扬。我没有看过戏，但是我读过剧本，我不仅同情小骗子，我也同情受骗的人。我认为应当受到谴责的是我们的社会风气。话剧虽然不成熟，有缺点，像“活报剧”，但是它鞭笞了不正之风，批判了特权思想，像一瓢凉水泼在大家发热发昏的头上，它的上演会起到好的作用。剧本的名字叫《假如我是真的》，我对它的看法一直是这样，我从没有隐蔽过我的观点。在北京出席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时候我曾向领导同志提出要求：让这个戏演下去吧。开会期间这个戏演过好几场，有一次我在小轿车上同司机同志闲谈，他忽然说看过这个戏，他觉得戏不错，可以演下去。

关于小骗子的戏究竟演了多少场，我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后来在北京召开了有该戏原作者参加的讨论会，议论了戏的缺点。又听说剧作者另外写出了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的好戏。以后就不听见人谈起小骗子的事情。《假如我是真的》也就让人完全忘记了，一直到小骗子再出来活动的时候。

今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二版上刊出了这样一条消息：“又一骗子骗得某些领导团团转。”当然不是那个姓张的小骗子，姓张的已经给判了刑。这一个姓吴，冒充“市委领导同志的侄子”，又自称哈尔滨市旅游局的处长，“套购了大量高级香烟准备到外地贩卖”。事情败露、狐狸尾巴给抓住的时候，姓吴的小骗子还说：“当今社会上特权思想盛行，如果我不拿这些人做牌子，他们就不会卖给这么多高档香烟”

小骗子给抓住了，但是他不一定会认输。我看他比我们聪明，我们始终纠缠在“家丑”、“面子”、“伤痕”等等之间的时候，他看到了本质的东西。不写，不演，并不能解决问题。

有人问我在骗子前面加一“小”字是不是有意缩小他们的罪行，替他们开脱。我说：决不是！骗子有大小之分，姓张、姓吴他们只是一些小骗子。大骗子的确有，而且很多。那些造神召鬼、制造冤案、虚报产量，逼死人命等等等等的大骗子是不会长期逍遥法外的。大家都在等待罪人判刑的消息，我也不例外。

十月九日

赵丹同志（1）

昨天傍晚在家看电视节目，听见广播员报告新闻：本日凌晨赵丹逝世

一个多月来不少的朋友对我谈起赵丹的事情。大家都关心他的病，眼看着一位大艺术家一步一步走向死亡，却不能把他拉住，也不能帮助他多给人民留下一点东西。一位朋友说，赵丹问医生，可以不可以让他拍好一部片子后死去。这些年他多么想拍一两部片子！但是癌症不留给他时间了。我想得到，快要闭上眼睛的时候，他多痛苦。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并没有默默地死去。在他逝世前两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在病床上”写的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最后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已经没什么可怕的了。”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所认识的赵丹，只有他才会讲这样的话：我就要离开人世，不怕任何的迫害了。因此他把多年来“管住自己不说”积压在心上的意见倾吐了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