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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九六六年八九月发生的事。我当时的心境非常奇怪，我后来说，我仿佛受了催眠术，也不一定很恰当。我脑子里好像只有一堆乱麻，我已无法独立思考，我只是感觉到自己背着一个沉重的“罪”的包袱掉在水里，我想救自己，可是越陷越深。脑子里没有是非、真假的观念，只知道自己有罪，而且罪名越来越大。最后认为自己是不可救药的了，应当忍受种种灾难、苦刑，只是为了开脱、挽救我的妻子、儿女。造反派在批斗会上揭发、编造我的罪行，无限上纲。我害怕极了。我起初还分辩几句，后来一律默认。那时我信神拜神，也迷信各种符咒。造反派批斗我的时候经常骂一句：“休想捞稻草！”我抓住的惟一的“稻草”就是“改造”。我不仅把这个符咒挂在门上，还贴在我的心上。我决心认真地改造自己。我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每逢家中有人死亡，为了“超度亡灵”，请了和尚来诵经，在大厅上或者别的地方就挂出了十殿阎罗的图像。在像上有罪的亡魂通过十个殿，受尽了种种酷刑，最后转世为人。这是我儿童时代受到的教育，几十年后它在我身上又起了作用。一九六六年下半年以后的三年中间，我就是这样地理解“改造”的，我准备给“剖腹挖心”，“上刀山、下油锅”，受尽惩罚，最后喝“迷魂汤”、到阳世重新做人。因此我下定决心咬紧牙关坚持到底。虽然中间有过很短时期我曾想到自杀，以为眼睛一闭就毫无知觉，进入安静的永眠的境界，人世的毁誉无损于我。但是想到今后家里人的遭遇，我又不能无动于衷。想了几次我终于认识到自杀是胆小的行为，自己忍受不了就让给亲人忍受，自己种的苦果却叫妻儿吃下，未免太不公道。而且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我还痴心妄想在“四人帮”统治下面忍受一切痛苦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

再论说真话（2）

那些时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起初把假话当做真理，后来逐渐认出了虚假；起初为了“改造”自己，后来为了保全自己；起初假话当真话说，后来假话当假话说。十年中间我逐渐看清楚十座阎王殿的图像，一切都是虚假！“迷魂汤”也失掉了效用，我的脑子清醒，我回头看背后的路，还能够分辨这些年我是怎样走过来的。我踏在脚下的是那么多的谎言，用鲜花装饰的谎言！

哪怕是给铺上千万朵鲜花，谎言也不会变成真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我为它却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十月二日

写真话

朋友王西彦最近在《花城》①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我们一起在“牛棚”里的一些事。文章的标题是《炼狱中的圣火》，这说明我们两个人在“牛棚”里都不曾忘记但丁的诗篇。不同的是，我还在背诵“你们进来的人，丢开一切的希望吧”②，我还在地狱里徘徊的时候，他已经走向炼狱了。“牛棚”里的日子，这种荒唐而又残酷、可笑而又可怕的生活是值得一再回忆的。读了西彦的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但丁的世界。正如西彦所说，一九六六年八月我刚在机场送走了亚非各国的作家，“就被当做专政对象，关进了‘牛棚’。”他却是第一个给关进上海作家协会的“牛棚”的，用当时的习惯语，就是头一批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常说，他在家里一觉醒来，听见广播中有本人的名字，才知道在前一天的大会上上海市长点了他的名，头衔是“反党、反革命分子”。他就这样一下子变成了“牛”。这个“牛”字是从当时（大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吧）《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来的。“牛鬼蛇神”译成外文就用“妖怪”（Monster）这个字眼。我被称做“妖怪”，起初我也想不通，甚至痛苦，我明明是人，又从未搞过“反党”、“反革命”的活动。但是看到“兴无灭资”的大字报，人们说我是“精神贵族”，是“反动权威”；人们批判我“要求创作自由”；人们主张：“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就逐渐认罪服罪了。

我是真心“认罪服罪”的，我和西彦不同，他一直想不通，也一直在顶。他的罪名本来不大，因为“顶”，他多吃了好些苦头，倘使“四人帮”迟垮两三个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