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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曹操的攻击谩骂，或在舞台上见到那被涂得全白、仅只眼角稍沾笔墨以示机警应变的脸谱化曹操时，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曹操生前若能预料后人对他的这般诋毁与攻诘，他还会保持不时流露出来的坦诚、率直与本真吗？会不会刻意地改变自己、塑造自己，清心寡欲，以求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形象？如果曹操那样做了，他可就真的成了一副“面具”，不再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了。与那些以“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做标准，经过改头换面的“神”相比，我们更喜欢那些有血有肉的英雄。

当曹操一旦确定为反派人物并被公共认可，就连他的死也打上了奸诈诡谲的烙印，有了他人生的第三大谜团——墓葬之谜。

曹操曾在《遗令》中明确写下自己的埋葬之地：“葬于邺之西冈上，与西门豹祠相近。”这一遗嘱也得到了认真的落实，曹丕在《武帝哀策文》中具体地描述了丧葬过程，并指明了墓葬地点的地貌。可能是盗墓贼并未掘到曹操墓葬的缘故，就编排出一则流传甚广的曹操在漳河上设七十二疑冢之说。更有人将曹操的奸诈想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他的口吻做诗一首道：“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莫知。七十二外埋一冢，更于何处觅君尸？”你就是掘尽七十二冢，也找不到曹操的尸骨，因为他真正的墓葬却在七十二座疑冢之外。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那些以贬损曹操为能事的某些后人的想像力之丰富奇诡，如果曹操再世，恐怕也会为之折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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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历史的双重改变（11）

其实，曹操一生节俭，不贪恋财物，不积聚私产，更反对厚葬。墓中既然没有什么金银财宝，也就不怕他人盗墓，那么，还有什么必要故设疑冢大摆“迷魂阵”与后人玩那小孩般的“捉迷藏”游戏呢？

六

曹操生前就是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这种争议在他的早年就已开始了，随着他走上政治舞台，将人性的方方面面淋漓尽致地铺排、发挥开来，各种各样的褒贬毁誉更加纷至沓来。就一般情况而言，一个人死后往往可以盖棺论定了，可曹操却不然。

最早对曹操做出评价的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他的叙述与评说较为客观、全面，也是一部我们今天认识曹操真实面目的可信文本。此后，诗人陆机、唐太宗李世民、历史学家司马光、文学家苏轼等人都留下了有关曹操评说的文字，有褒有贬，还算持平。但总是趋势是，越到后代，其贬的成分就要多于褒的内容。至苏轼时，对曹操的肯定就已相当有限，而贬抑却十分厉害了：“曹操阴贼险狠，特鬼蜮之雄者耳。”

到了南宋，对曹操的评价竟降至了最低点，这恐怕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占据北方的金人承袭北宋，尊曹魏为正统；而偏安江左的南宋之势与僻处益州的蜀国相似，便以蜀汉为正统。因此，对曹操的大加挞伐也就在所难免了。朱熹将曹操斥为“篡盗”，对他的一言一行全都看不惯；陆游有诗曰：“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

明朝时，以张溥为代表的文人对曹操有褒有贬。褒的是他的文学成就与多才多艺，贬的是他的政治功业，基本上承袭了南宋的“篡盗”旧说。

延至清代，王夫之、朱乾等人都能以客观的态度评价曹操，而全盘否定者也不乏其人，最为突出的代表就是乾隆皇帝，他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出发，不能容忍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篡逆”行为。

历史上对曹操的不同评价往往出于不同的角度与立场，大多以正统观念与忠奸善恶为标准，出于实际的政治需要加以评说，并形成了一股纵贯而下的“蓝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后人。

而影响最为深远的评说还在广泛普及的文艺作品如小说、戏剧、说唱等。民间艺人以正统文人及历代统治者的评价观点为依据，发挥自己的想象，经过艺术加工，更是将一段本身就具传奇色彩的三国故事弄得神神鬼鬼，面目全非。唐朝时，三国故事演变为一种“市人小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北宋时，有了专讲三国故事的艺人，并带上了鲜明的“尊刘抑曹”倾向：“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而“三分实事，七分虚构”的《三国演义》一问世，曹操就完全被定型为一个奸诈残暴的反面人物，沦为古今天下第一奸人。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曲折引人的《三国演义》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某种角度而言，正是小说《三国演义》使得史书《三国志》退出了民间的广阔“市场”，造成了人们对它的淡漠与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