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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险。”

田需受到魏王的器重，一定具有他取得魏王器重和赏识的某方面能力。然而，不管田需的个人能力有多大，都不能必然地保证他长久地受到君王器重，因为魏王作为一国君主，他处在国家政治活动圈的中心，受到许多公侯大臣和左右侍臣的拱围，他必有自己身边的一批亲信之人，这些人物参与他的决策和用人，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甚至会动摇他的某些既成观念，田需如果不能争取到这批人物的认可和支持，那他们必然要在魏王面前诋毁田需，最后势必动摇魏王对田需的信任，使田需失去已经获得的宠信地位。

杨树是一种易生之物，但它一经栽下，却经不起一人的拔除，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须戒除任何人的拔除。同样，田需虽有赢得君王重用的能力，但他也经不起人们的诋毁，要想取得君王的长久信任，也必须防止人们在君王面前的诋毁。惠施把这一道理明白地告诉了田需，从而教给了他一种实用的保宠之方。

惠施的保宠之方向人们无意间透露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器重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而且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他联系大众的程度。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个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在社会上实现。

我们还应看到，人是一种自觉能动的生物，他不仅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而且具有为生存而改造环境的能动性，他和杨树的生存还不完全一致。然而，惠施对田需的告诫，仅仅注意到了人必须适应环境的方面，却忽视了人可以改造环境的方面。它一味劝导人们善待君王左右，虽然指出了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种劝导有可能使人误入一味投人所好、追求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使人最终丧失真实的自我。一个丧失了真我、扭曲了自我本性的人必定不会大作为于社会，因为他们为了保证自我对周围关系的适应，总是舍得把个人有限的精力投注于对自我灵魂的戕伐和对自我行为的设计调整上，既没有大作为的气魄和自信，又没有抗拒外在压力的决心和韧力，他们事业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获得反倒是难以思议的。

惠施：“投票”惨败，理证反常

张仪一度做过魏国之相，这期间惠施也参与魏国之政。《战国策？魏一》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张仪准备联合秦、韩而进攻楚国，惠施却主张与楚息兵罢战，二人为此争论了起来。群臣都倒向张仪一边，认为攻打楚国有利，魏王于是准备采纳张仪的意见。惠施入见魏王说：“对于一般的事情，赞成的和不赞成的大约人数对半，何况对于大事呢！联合秦、韩进攻楚国，这是国家的大事，群臣却都赞成，这大概是进攻楚国的好处非常明显，并且群臣的智力非常相同吧？但现在攻楚的好处并不十分明显，而群臣的智力又不会相同，这说明有一半意见被堵塞了。那些劫持君主的人，本来就会使君主失去一半人的意见。”

张仪和惠施当着魏王的面进行对楚政策的大辩论，可以说，张仪关于攻楚的意见被群臣“全票通过”，惠施对群臣的“表决”无可奈何，事后却对这种“表决”提出了异议。

惠施运用逻辑推理手段向魏王分析指出了这次表决结果的反常。他认为，只有攻楚的好处非常明显，并且群臣的智力非常相同时，群臣才能对攻楚的意见一致赞成。提出了这一基本前提后他指出，现实情况是攻楚的好处并不十分明显，因为魏王就此事征询群臣意见，本身就说明他对攻楚之利尚在疑惑；同时，群臣的智力不会非常相同。这些情况表明，现实中不具备上述基本前提得以成立的条件，那么，按照常理，群臣对于攻楚的看法绝不会完全一致的。

惠施认为，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违背了事情的常理，说明反对攻楚的意见被人堵塞了，而堵塞不同意见的人由于能给君主造成一种人人赞成某事的印象，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就促使君主对该事拍板定案，因而可以视作对君主的劫持。

惠施在表决结果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转而对表决本身提出质疑，表现了政治手腕的极大灵活。我们难以知道魏王对攻楚一事的最后处理结果，但从惠施的质疑中却能悟出一些道理。

对于一些重大的政策分歧，人们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辨清是非，识别优劣，才能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那种一致赞成、全票通过的现象如果出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辩之前，自然省去了论辩的麻烦和鉴别的困惑，但却是违背常理和极不正常的事情。它取消了决策人对不同方案进行鉴定和选择的可能机会，难以保证决策方案的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