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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战局发展很快，你们营要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行动。另外，现在已来不及派人去徐州接你老母亲了，只好转告在徐州的地下党，设法保证你们全家的安全。这个问题请放心。你还有什么想法？”

王世江对组织上为自己想得如此周到，心里很感动又很感激。他激动地说：“请组织放心，家属问题决不会影响起义的行动计划。”

杨斯德望着王世江这位山东老乡憨厚的面容，心想，这是个多好的同志啊！为了党的事业，他在秘密战线上冒着生命危险战斗了十年之久。如今起义在即，他又置家属的安全于不顾。这样顾全大局、临难忘身的同志，多么可敬可佩！他和孙秉超两人同时紧紧地握住了王世江的手，动情地说：“任务完成后，一定报请上级给你记功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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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莫测的情报战（6）

王世江交给杨、孙二人一张通行证，目送他俩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直奔贾汪而去……

淮海大战发起前一天，国民党在情报战上就先输了一个回合。邱清泉和黄百韬在“剿总”会上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却谁也说不清华野主力在哪里。

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军事家都笃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至理名言，因而想尽各种办法千方百计获取对方的情报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淮海战役前的情报战，双方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

当时，国民党军在获取情报方面拥有比解放军更为先进的各种手段。首先，它有数量众多的空军。它派出的侦察机可以肆无忌惮地出没于解放区上空而不怕被击落，因为那时解放军既无飞机亦无高射炮。侦察机掠过长空，从空中鸟瞰地面上解放军的行动，可谓历历在目，在这方面获得的情报既及时又准确。

其次，国民党军拥有先进的无线电侦听手段，可以从空中获取解放军电台发出的电波，尔后加以破译，从中获取情报。

再次，国民党从徐州“剿总”到各兵团、各军、师、团都拥有众多的情报（谍报）人员，他们采取各种方式，或公开或隐蔽，千方百计用各种办法获取解放军的情报。

第四，国民党的军统、中统亦采取各种方式潜伏在解放区，个别的甚至渗透到我党政军内部，以获取我军的情报。总之，淮海决战开始前，国共两军秘密战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情报战，开展得非常激烈、尖锐、热火朝天。

“出其不意”是双方统帅部用兵的一个基本特点。为此，华东野战军把隐蔽自己的战略意图和作战计划，放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粟裕等华野首长在10月23日签发的《淮海战役预备命令》中，为此特别作了如下规定：

1。　各部均须先行派队至指定集结地区，配合地方武装、政府，布置封锁消息。

2。　除在山区内部可以利用白天分散开进外，其余一律利用夜间行军开进并严格注意防空保密。

3。　为免过早暴露，各纵队行动中，尽量利用长途电话线接线联络，汽车传骑联络，到集结地点后，再行恢复电台联络。

由于华野各部队严格执行了上述命令，因而国民党的飞机侦察和无线电侦听等等先进情报手段，也就基本上失去了作用。11月4日，顾祝同专程赶到徐州，在“剿总”召开了高级绝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对华东野战军的主力究竟在哪里、下一步的攻击目标是谁等等重大问题，仍然各执一词，争论不休。

顾祝同时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协助蒋介石参赞军机。11月4日上午9时许，他偕同作战厅长郭汝瑰等人从南京飞抵徐州。到机场迎接的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参谋长李树正、兵团司令黄百韬、李弥、孙元良，三绥区司令官冯治安，主力军军长熊笑三、高吉人、余锦源、舒荣、周开成、黄淑等四十余人，可谓盖冠云集，军政大员毕至。

秋高气爽，晴空万里，飞机徐徐降落。机舱门打开，顾祝同出现在机舱门口，他向欢迎者频频招手致意。欢迎人群热烈鼓掌，向这位权倾朝野的参谋总长、陆军二级上将（去台后于1972年晋升为一级上将）表示欢迎和敬意。

紧随在顾祝同身后的，是一位佩戴着国民党中将军衔的矮个子将军，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国防部三厅（作战）中将厅长郭汝瑰。

请读者注意，这位郭汝瑰将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早年曾是中###员，此时虽未恢复党籍，但暗中为共产党工作。用时下流行的语汇来说，也可以称为“红色特工”。

笔者采访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