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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财富，却从未互相讨论。狄更斯（nckens）谈到钱，也是很公开的，正如他说到性、私生子、奸情、罪恶的渊薮以及年轻女子成为妓女的教训等。特罗洛普（Trollope）只比狄更斯小三岁，更是“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他谈到性时，也相当露骨，不像是个“传统的维多利亚人”。然而，他的小说大部分还是谈到钱的问题，比方说笔下的主角（如《钻石》（TheEustaceDiamonds）中的非正统派女主角）在钱方面遇到问题，但又无法启口。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可说是和弗洛伊德差不多同时代的小说家，在他的作品里，谈到金钱以及那种鬼鬼祟祟和紧张的气氛，犹如美、欧之间的对峙。

在弗洛伊德生长时代的维也纳，没有家长会跟子女讨论自己的收入情况，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谈到这件事。然而，钱这个念头还是在彼此的心中萦绕不去。我们现在知道了——在一个经济飞快成长的社会，都有这种现象。　简·奥斯汀笔下的英国，可谓相当死板。一个人的收入是一桩无法改变的事实，除非靠着婚姻，或是某个有钱的姑姑正好在某个时候死了。财富是无法通过个人的努力获致的。70年后，经济发展使得个人收入有了相当的改变。同时，所有的社会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早期，也出现了所谓的“赢家”与“输家”。少数几个人获利极巨，财富满盈，还有一群人（仍是少数）勉强可以算是富足——正如弗洛伊德年轻时的家境。我想，他们的经济情况已是水准以上。大多数的人突然间发现可以抱着更大的希望，远离贫苦的小镇生活。然而，他们的收入不是没有提高，就是远远落后原本所期望的。

第一个谈到“期望的浪潮”的是史蒂文森（AdlaiStevenson），这种现象在他提出的150年前就浮现了。最古典的例子则是萨克雷的（Thackeray）小说《浮华世界》（VanityFair），比史蒂文森提出那个名词时早了一个世纪多，而且是以“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度”为背景，也就是19世纪20年代的英国，而非亚洲或南美洲。

在19世纪末，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发展像奥地利那么神速，特别是捷克地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亦即弗洛伊德家族的出身地。许多犹太中产阶级家庭都从那儿移居至维也纳。因此，绕着金钱打转的秘密与压抑——通常又称为“穷人的精神官能症”——就愈来愈流行，成为我小时候老一辈的中产阶级的通病。（年轻人比较不会有此倾向，那时奥地利的经济发展已趋于停滞，还有萎缩的情况。年轻人已经一无所有了，因此根本不担忧有朝一日是否会变得穷困。）“穷人精神官能症”所显现的，就是常常害怕有一天会身无分文，老是担心赚得不够，不能达到社会、家人甚至邻人对自己的期待。此外，动不动就提到钱，还斩钉截铁地说自己对钱“一点兴趣都没有”。

显然，弗洛伊德也有这种“穷人精神官能症”。从他早年寄自巴黎写给未婚妻的信中，可见端倪。即使他对自己极度坦白，却也无法面对这个事实。他说自己职业所得不合理，老是活在经济的压力与焦虑之中。这些错误的说法显示出那种他无法面对、只好逃避的焦虑。借由“语误”（Ｆreudianslip）——他自创的心理机制名称——压抑着这种病症。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没有从自己的病人察觉出这种异常，也没有在病史中记载过。这个事实对他来说过于痛苦，因此他不得不将之转为“非事实”（non�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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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假弗洛伊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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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弗洛伊德说到他是反犹风潮下的牺牲者，这种抱怨同样地也被掩饰了，同时也显露出另一桩弗洛伊德无法面对的事实：他对非犹太人的无法容忍。

在中欧，特别是奥地利，弗洛伊德那一代的犹太人全心全意地，几乎带着复仇的情绪，企图变成德国国家主义者——不管是在文化吸收、自我认同、政治的结盟与倾向，都表露无遗。在文化上，没有人比弗洛伊德更强烈地认为自己是个德国人。然而，精神分析清一色是犹太人的天下，至少没有非犹的奥地利人或中欧人。弗洛伊德尽力在吸引他们，但是等到他们一加入，又将之排拒在外。

在精神分析的“英雄时代”，约从1890年至1914年，弗洛伊德驳斥每一个非犹的追随者或同事。他们多半是奥地利人、德国人或是以德语为主的人，甚或是来自中欧的男性。他弃绝荣格（CarlJung），迫使荣格和他决裂就是一个实例。他惟一能容忍的非犹者，就是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