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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

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1）

从朱常洛到朱由校

朱由检，明朝的末代皇帝，即明思宗，因为他的年号是崇祯，所以也被称为崇祯皇帝，出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当时他的祖父朱翊钧（明神宗）在位，他是皇太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

万历四十八年（1620）七月二十二日，朱翊钧去世，八月初一日，朱常洛继位（明光宗）。朱翊钧由于宠信郑贵妃，很想传位给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遭到朝臣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对，才不得不传位于太子朱常洛。

在宫廷内部权力斗争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朱常洛，长期受到压抑而谨小慎微。登上皇位，对于他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他的父皇朱翊钧，晚年为疾病所困扰，很少临朝听政，中央政府几乎处于瘫痪境地。他接手父皇留下的烂摊子，力图整顿紊乱的朝政，摆脱困境，日理万机，事必躬亲。然而，他自幼羸弱多病，成年后又沉迷于酒色，一旦超负荷运转，身体难以承受。父皇的###郑贵妃，颇有政治野心，希望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能够取而代之，不怀好意地送来一批美女，供他享用。每天退朝后的夜宴，宫女奏乐，翩翩起舞。就寝时，龙床上常常是两名美女轮流“御幸”。本来单薄的身体，哪里禁得起如此折腾，朱常洛终于病倒了。

郑贵妃指使原来在她身边侍候的亲信太监、现任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让朱常洛服用通利药——大黄，致使病情加剧，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进入虚脱状态。以后，又在郑贵妃的授意下，让朱常洛服用称为仙丹的红色丸药。九月初一日五更，朱常洛一命呜呼。这位明光宗，在位仅仅一个月，成为明朝最为短命的皇帝。

郑贵妃原本指望乘朱常洛之死，再次为自己的儿子朱常洵谋求帝位。然而，依然没有成功。朱常洛把帝位传给了长子朱由校。九月初六，朱由校仓促继位，这就是明熹宗（天启皇帝）。

朱由校即位时虚度十六岁，父亲虽然是皇太子，却连遭厄运，作为皇长孙的他，当然没有可能接受良好的“豫教”——执政前的系统训练，学识才干比父亲大为逊色，说他不学无术，似乎也毫不为过。明清史专家孟森说，朱由校是一个“至愚至昧之童蒙”——愚蠢之极蒙昧之极的儿童。传记文学专家朱东润说得更加彻底：朱由校是朱常洛的“文盲儿子”，“一字不识，不知国事”。

如此看来，难道朱由校是一个白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