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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分子。

笔者实在不忍心摘录当时哈军工众教授们批判杨仲枢和王连起的发言。断章取义、故意曲解、落井下石、无限上纲，是当时全国反右斗争中揭批右派分子时的普遍现象，哈军工也不例外。但是能责怪这些积极投身反右派斗争的读书人吗？面临泰山压顶的政治压力，知识分子只有举手投降的份，自己都处境危险，还顾得了别人？因此打起右派来都十分卖力气。

在一片声讨声中，有一位老教师始终一言不发，他就是副教授叶荫庭。30多年后，叶教授说，领导多次督催我发言，我说自己耳朵聋，听不清。可我心里想，杨仲枢那些话，没啥大错，硬往右派上打，荒唐啊。

8月8日的《工学》报上，一篇《向张述祖副部长进一言》的文章点燃了围剿张述祖的战火，署名作者虽然是一个并不认识张述祖的二系学员，但谁都知道，这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战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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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整风鸣放　杨仲枢直言惹祸端（5）

尽管7月3日张述祖就在教授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开始检查自己6月6日的发言。接着从7月6日起到11月24日，连续做了五次深刻的检查，但无济于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钵，无情地紧紧罩在他的头上。

当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著名学者聂绀弩有个描写反右的名句：“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椎心坦白难。”

笔者细读了张述祖教授写下的那数万字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位老教授当时如何想脱胎换骨，抽筋剥皮，剖心割胆，穷尽一切词汇来表达自己对党的忏悔和忠心，甚至做对了的往事他也去违心地检讨一番。例如，张述祖在建院初期，以陈赓和其他院领导为榜样，自觉地住进简陋的小平房，这件事并不错，他在检查中，却说这是“脱离群众”的错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中，正直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无奈地自我丑化，自我作践。

当第一场大风雪把哈尔滨带进严冬的时候，张述祖家中一片愁云惨雾。面容憔悴的张述祖已经多日吃不下饭，反右斗争使他一下苍老了许多，他把几个孩子都叫到跟前，嗓音嘶哑地说：“爸爸犯了错误，看来学院决定把我划成右派分子，以后我不能再当教授了。”

老伴陈德华忍不住哭泣起来，小女儿希秦见妈妈哭了，也“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张述祖连忙说：“别哭呀，听我说。爸爸是农民出身，小时候就会种田，一旦学院不用我了，我打算回老家种田去，你们要有个思想准备才好。”

孩子们都低着头，谁也不吭声，自从父亲挨批后，他们看尽了别人的冷面白眼，自己觉得掉进了万丈深渊，还能说什么呢？

看看全家人一片静默，张述祖摆摆手：“都去学习吧！”

哈军工的反右派斗争，斗出个死硬的大右派分子，此人叫王维一，是图书馆的少尉助理员，他的主要右派言论是“否定哈军工肃反运动的成绩”，他公然说“人民民主民怕主”，于是成为众矢之的，各个系都要求和王维一当面辩论。这位仁兄真是不含糊，豁出去了，他整天骑个破自行车，身后背上一个小牌子，上写“我是王维一”，哪儿找他辩论，他就去哪儿辩，一个人要舌战成百上千的辩论者，最大的一次关于肃反问题的辩论大会整整开了9天。

1957年7月25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条消息，题为《军事工程学院举行肃反问题辩论会——驳倒反对肃反的王维一》这大概是哈军工反右斗争时惟一在中央一级大报上登载的稿件。

像王维一这样在肃反中被斗错的人，对肃反心怀不满，鸣放时态度偏激，大放厥词，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又和群众严重对立，死不认错而当了右派，在哈军工是极少数，绝大多数被打成右派的人不过是因为几句话或者与顶头上司有些矛盾、给支部书记提过意见而已。

到了1957年底，全国的反右派斗争早已大获全胜，似乎该鸣金收兵了，哈军工也开始第三阶段的整风，3万份大字报标志着人们的政治热情，人们按院党委的要求，给领导提意见。12月底，军委下令调刘有光赴京任五院政委，翌年春，谢有法政委走马上任。不久，反右运动又起新的高潮，名曰“反右补课”，于是，本来没有事儿的年轻人便一个接着一个被“补”成右派。

毛焕曾是炮兵工程系207教研室的技术员，少尉，1955年从南京雷达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秀，被分配到哈军工，那时候他才21岁，尽管祖父和不少亲戚都在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