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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怂恿冯国璋联合各省发出的，西南各省军民长官也随口附和。这个电报对国会的指责最尖锐，对总统的威信也有影响。此后，北方各督军纷纷以个人名义发表拥护内阁和辱骂国会的通电。这一来，却让在徐州自封为各省军阀大盟主的张勋为之大不愉快，因为他自以为应该是代表各省军阀发言的人，如今好戏却让别人唱了，实在太失面子。因此他也联合了一些军阀，发出一个请求北京政府罢免国民党系三总长（财政总长陈锦涛、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谷钟秀）的电报。

北京城内，黎、段的纷争继续扩大，前已叙述了许多院府不和，黎、段恶化的事件，但那些都是内政方面　，现在增加了外交方面，是对日问题。

5年10月，日本大隈内阁倒台，继任首相是寺内，寺内高唱日“支”亲善，日本外相后藤邀晤中国公使章宗祥密谈，希望中国派一个亲善使节到日本进行关于解决中日悬案的谈判，日本且愿借款支持中国政府。日本希望中国政府先派亲日的曹汝霖为秘使前来日本，把一切条件谈妥，然后再派一个亲日色彩并不浓的大员，如徐世昌之流，以正式使节出面来签订这个协定。章宗祥把这消息告诉了曹汝霖，曹本应列入帝制祸首名单内，由于日本公使的庇护才得逍遥法外。他得到章宗祥的秘讯，乃向段进言，他提出“攘内”必先“安外”，必须借外援统一这个四分五裂的中国；所谓的外援，就是取得外国的政治借款和军火供应，有了这两项，就可以镇压国内的反对力量。曹又推论袁世凯的外交失败原因，是外交上采取了联英联美以制日的错误方针。日本近，英美远，远水不能救近火，英美忙于欧战，抽不出力量到东方来。中国向美国借款，或者亲近英美，首先就会受到日本政府的强力反对，而西方国家为了讨好日本，在紧要关头上也会牺牲中国，弱国不能采取“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而只能采取“近交善邻”的外交政策。段正苦于自己的政权不稳，财政上已经面临山穷水尽，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上他也不能控制南方，甚至不能控制北洋派；加上总统和国会又处处和他为难。所以他听了曹的这番话，自然大受迷惑。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当然不会上当，所以他拒绝担任赴日特使的工作。5年11月26日，段根据曹的意见，以国务院的名义令章宗祥先与日本政府接洽，派曹汝霖为亲善特使。这件重大任命，段既未通过国务会议，也把总统蒙在鼓里，直到11月30日日本同意了，段才提出国务会议，可是他仍把问题的真相隐瞒着，只轻描淡写地把这件事说成是外交上的一种仪式，因为日本内阁改组而派使致意，阁员们果然被瞒过，12月1日段把拟好的命令：“派曹汝霖为特使以大勋位赠与日皇”送到总统府去盖印，并令曹亲自去谒黎说明一切。曹见到黎，也是一番官话，不料曹的话还没有说完，老好人的黎元洪竟陡然站起来，大声叱骂说：“好，你们要卖国，我黎元洪偏不让你们卖国。”曹汝霖碰了一个大钉子，垂头丧气地退了出来。

曹汝霖被黎元洪轰出来后，正巧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国淦也来谒黎，黎余怒未息，见了张还悻悻地说：“好，你们集体卖国！”张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只好僵在一边，直到黎气平后，把经过告诉了张，张才知原委，乃向黎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国会去解决。这时正是前内务总长孙洪伊下台后，国会中的韬园派议员提出了对段的弹劾案，以进一步倒阁，而拥段派议员也提案检举孙洪伊在内务总长任内有侵吞公款的嫌疑，以资抵制。属于梁启超、汤化龙一派的研究系议员虽然竭力维持段内阁，但也无济于事，参、众两院同时提出了关于派曹汝霖为赴日赠勋特使，事先未经国会同意的质问案。

12月5日，段亲自到参议院解释说：“曹汝霖现任参议员，既为国民代表之一，就不能指摘政府用人不当。曹汝霖精通日语，熟习外交仪节，日本政府已经表示欢迎，未便改派别人前往。”同一天，段派外交部参事伍朝枢代表他到众议院解释说：“十一月十八日，政府接到驻日公使章宗祥的报告，日本政府表示欢迎曹汝霖为赠勋特使，这个问题未便变更前议。”参、众两院对段的答复都不满意，众议院并立即作决定：关于派遣特使案，应于事前征求国会同意，否则不能予以承认。

黎元洪和国会只是就法理程序反对曹赴日，却不知道曹去日本是为了进行秘密外交，所以他们都不反对派特使到日本，而只反对派曹为特使。

由于这个原因，段乃改变方法，把派遣特使赴日授勋事弄假成真地作为一个外交礼节，12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派熊希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