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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君子之中以李燮和为最消沉。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其人谓系光复军宿将，控李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又有“李百端恐吓，谓吾为筹安会理事，何求不得，若再哓哓不已，即交军政执法处、步军统领置之死地”等语。李正在“头痛医头”之际，又要“脚痛医脚”，原来报载颁他四等嘉禾章，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诲乃燮和之弟，忽有大义灭亲之举，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那时李诲与不避斧钺之诛的贺振雄齐名，舆论均谓首先发起帝制的是湖南人，首先反对帝制的也是湖南人，且将汤化龙、汤芗铭兄弟与李诲、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六君子中名列帝制祸首的只有杨度、孙毓筠两人。另外六名，是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政治经济，回国后服务法界。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民国成立后在北京担任律师，2年政治会议成立，顾任秘书长。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洪宪法典多是顾所起草，因此顾遂得以列名帝制祸首中。此后若干年都抬不起头来，北伐后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在陶尔菲斯路寓所挂牌做律师。生意不好，最后乃改营古董掮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重要性或地位，比北洋三杰的王、段、冯高出很多，即是袁的老友徐世昌亦不能望其项背。民元袁任大总统，梁即为总统府秘书长，掌握外交、财政、交通大权。由于交通部和交通银行在梁手中控制，遂有交通系的组织，为民初北洋政府中一重要政团。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不过有人说梁并不赞成帝制，系被迫参加，任人摆布，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不管梁士诒在何种情况下参加洪宪，他对袁世凯的事业和毁誉，总要负极大责任的。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为王湘绮的弟子，少有才名，倚马万言。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2年10月袁就大总统，夏为文官次长，3年5月国务院撤销，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袁死后，夏名列帝制祸首，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做了犹太财阀哈同义子的食客。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民元先后任陆徵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赵秉钧因刺宋教仁案受株连辞职，朱曾兼代国务总理两天。熊希龄组阁时任内务总长，3年2月并兼交通总长。4年9月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列名帝制祸首后，直到7年始被取消通缉令。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卜居天津，著有《李仲明营造法式》和《存素堂丝绣录》。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向美国交涉退还庚子赔款1200万美元。民元3月任山东都督，2年8月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九月任熊希龄内阁的交通总长。3年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4年四月继张謇为农商总长，5年5月复任财政总长。是袁时代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为这样列名帝制祸首。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2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全事起，结识了杨度，杨度叫他办一张《亚细亚报》，专门鼓吹帝制。袁世凯称帝前后，袁克定和杨度伪造《顺天时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据说就是薛从中做的手脚，因为《顺天时报》用的是日本字模，别的印刷所摹仿不来，可是薛子奇的《亚细亚报》设在后孙公园，《顺天时报》设在新华门大街，相距咫尺，所以薛每天可以花钱向《顺天时报》买铅字，在《亚细亚报》排印，印成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每天专供袁阅览。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尽是假消息，因此薛亦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据说诱胁当时的名记者黄远生和刘少少也是薛负责的，《亚细亚报》曾在袁登极前两个月在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刘少少为编辑，黄远生为此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