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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华甫上将且为余述其所受诰语，谓已备数椽之室于英伦，若国民终不见舍，行将以彼土作汶上。由此以谈。则今大总统之决心可共见也，公等岂其漫无所闻？乃无端而议此非常之举，万一事机洊迫，致我大总统愤践其前言，以翔夫寥廓，不知公等何以善其后也？而其不然者，其必公等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私谓大总统居常所谈说，咸非其本意，不过如孔子所云‘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吾姑一尝试焉，而知其必不吾诃也；信如是也，则公等将视我大总统为何如人？食言而肥，匹夫贱之！设念及此，则侮辱大总统人格之罪，又岂擢发可数？此亦四万万人所宜共诛也。

复次，公等曾否读《约法》？曾否读《暂行刑律》？曾否读《结社集会法》？曾否读《报律》？曾否读一年来大总统关于淆乱国体惩儆之各申令？公等又曾否知为国民者应有恪遵宪典法令之义务？乃公然在辇彀之下，号召徒众，煽动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　，此政治学之通义），执法者惮其贵近，莫改谁何，而公等乃益白昼横行，无复忌惮，公等所筹将来之治安如何，吾不敢知，而目前之纪纲，则既被公等破坏尽矣！如曰无纪纲而可以为国也，吾复何言？如其否也，则请公等有以语我来！且吾更有愿为公等进一解者：公等之倡此议，其不愿徒托诸空言甚明也，其必且希望所主张者能实见施行，更申言之，则希望其所理想之君主国体，一度建设，则基业永固，传诸无穷也。夫此基业，果遵何道，始能永固以传诸无穷？其必自国家机关令出惟行，朝野上下守法如命。今当开国承家伊始，而首假途于犯法之举动以为资，譬诸欲娶妇者，横挑人家闺闼，以遂苟合，曰但求事成，而节操可勿沾沾也，则其既为吾妇之后，又有何词以责其不贞者？今在共和国体之下，而曰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共和，则他日在君主国体之下，又易为不可以明目张胆集会结社，以图推翻君主，使其时复有其他之博士提示别种学说，有其他之团体希图别种活动，不知何以待之？诗曰：‘毋教揉升木，如涂涂附。’谋人家国而出于此，其不智不亦甚耶！孟子曰：‘君子创业垂统，为可继也’。以不可继者诏示将来，其不祥不亦甚耶！昔干今升作《晋纪总论》，推原司马氏丧乱之由，而叹其创基植本，异于三代。陶渊明之诗亦曰：‘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呜呼！吾观今兹之事，而隐忧乃无极也！

（附言）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示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汉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勿已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袁称帝以前，北洋政治上的暗潮是粤系、皖系之争，所谓的粤系，是梁士诒系，又称交通系；所谓的皖系便是杨士琦系。梁士诒在民国元、二、三年间，在袁的下面实在是一个权威人物，等于是“幕后总理”，因为他是总统府秘书长，总统和国务总理之间的桥梁，承上启下，呼风唤雨，加上他又有实际的财政大权，因此他确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他给财政专家的熊希龄总理难堪，使杨度和杨士琦的交通总长先后流产，因此，当时的北京官场，如果走不通梁士诒的路，做官的前程便有限了。

可是，他的势力愈大，其反对力也愈大，两杨就是主要的反粱力量。两杨是杨度和杨士琦。据说当约法会议石开时，袁世凯颇有意思把议长一席给梁士诒，杨度却在一旁淡淡地说了一句：“燕孙是国民党首领，国民党支部遍布全国”。袁马上脸色沉重地说：“他不合做这事。”杨这一支暗箭恰巧报了熊希龄组阁时，杨拟任交通总长，被粱冷冷地向袁说“皙子对交通外行”，便把交通总长的帽子打落了的旧怨。

民国3年初，总统府中粤、皖两系明争暗斗甚为激烈，3月间杨士琦曾公开发表谈话如下：

“别人骂我黄老主义，我实在无所谓。这和前清时有人骂我是袁党一样。那时，项城已下野，文敬（指其兄杨士襄）正任北洋大臣，所以我不能马上走。张文襄竟说：‘两柱虽移植其一　，中间则仍留一线。’两柱指项城和庆邸，我是传达消息的一线。武昌起义后，派我当议和代表，我以为非共和不足以渡难关，而共和必无良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