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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了，怕夜长梦多，国际干扰；中国方面则希望迁延时日，在会外寻求转机。因此，中国代表主张就日方五号条款逐条讨论，陆徵祥并提出第一号第一条修正案，坚持要加以讨论，可是日置益却坚请中国政府对日方全部要求先表示一个原则意见。

陆说：“关于第一条的讨论，贵公使如果同意，再逐次讨论下条；否则一条未了，又提一条，或因次条意见不合牵及前条，反于进行有碍。”

日使说：“本人主张按号按条先询贵国意见，然后再逐条讨论。”

陆答：“这一层要请贵公使原谅，本总长于一月廿八日到任，廿九日拜外交团，卅日始行视事，时间如此匆迫，对于贵国条款内容还未详加研究，最好再缓一个星期，待我全部研究后，再行奉告，可否延至下星期二再开会？”

日使说：“此件之内容贵总长早已研究过，本人奉政府训令，须每日开会，惟贵总长到任未久，亦是实在情形，仍盼阁下从速研究，俾能加速进行。”

接着，日使又说：“今天下午三点钟起到六点钟止，耗去了整整三个小时，毫未谈出什么结果，本案何时可了，殊难悬揣。贵总长倘要对文书内容详细加以研究，可否在迅速研究后，决定每日开会。至于开会时间，则由贵总长自定好了。”

陆答：“每日开会是可以的，但外交部每逢星期三是接见外宾期，本人难以分身；何况本人体力甚弱，事实上难以照办。”

第一次会议就此结束。

在交涉过程中，日本除以武力恫吓外，还采取了各式各样卑鄙无耻的手段，例如：收买各国记者，散布中德亲善、中国行将加入同盟国的假消息，借以离间中国和协约国之间的关系；收买汉奸窃取中国情报，财政部库藏司职员王长庚就因偷取中国财政预算案内容卖与日本而被发现，判处徒刑八年。其实这不过是小小的一个苍蝇，日本人窃取中国情报，不但可以利用中国内奸，而且还可以靠外交官和武官身份，在中国境内肆无忌惮地旅行，进行各项间谍活动。

由2月2日至4月17日，中日两国共开会议25次。2月

9日中国提修正案，第一、第二、第三号修正，第五号碍难商议，日方则强迫中国全部接受，不放松半步。

3月8日中日会谈仍无结果，日置益乃往晤曹汝霖，用恫吓的口吻说：“会议拖延，使日本国军民不能忍耐，倘在数日内对于各重要条款没有满意的承认，恐发生不测的麻烦。”袁这时正依赖派赴日本游说的有贺长雄，据说他正在日本元老重臣间奔走游说，且已收了效果。

4月26日日置益提出了日方最后修正案廿四条，压迫中国同意，同时在山东、奉天增兵，在渤海沿岸亦派军舰游弋，关东宣布戒严，日侨准备撤退，空气顿形紧张万分。中国方面在此紧要关头，于5月1日提出了一项最后修正案，静待日方答复。

5月7日下午3时，日本突然向袁政府提出了哀的美敦书，限袁政府于5月9日午后6时前，对日本所提的修正案，作满意的答复，这个著名的最后通牒最后部分全文如下：

“帝国政府因鉴于中国政府如此之态度，虽深惜几再无继续协商之余地，然终眷眷于维持极东和平之局面，务冀圆满结束此交涉，以避时局之纠纷。于忍无可忍之中，更酌量邻邦政府之情意，将帝国政府前次提出之修正案中之第五号各项，除关于福建省互换公文一事业经两国政府代表协定外，其他五项可承认与此次交涉脱离，日后另行协商。因此中国政府亦应谅帝国政府之谊，将其他各项，即第一号、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之各项，及至第五项关于福建省公文互换文件，照四月廿六日提出之修正案所记载者，不加以任何之更改，速行应诺。帝国政府兹再重行劝告，期望中国政府至五月九日午后六时为止，为满足之答复，如到期不受到满足之答复，则帝国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合并声明……”

中国外交部接到日本最后通牒后，立即报告袁，袁于下午5时召集各政界领袖会议，除陆军总长段祺瑞外，其余均主张和平。8日上午10时袁在春藕斋，下午1时又在纯一斋召集会议，副总统黎元洪、国务卿徐世昌、左右丞、参谋总长、各部总长、各院院长、参政院议长、参政、外交次长等皆出席。中午英国驻华公使朱典尔匆匆忙忙地赶到外交部找陆徵祥，请陆转告袁，朱说：“中国已面临到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我到中国四十年，和袁大总统有卅年的交情，今天不能不赶来说几句真挚的话。日本这次的最后通牒，只能回答是或否，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现在欧洲各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