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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