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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中国的第一年在杭州做教员，还可以穿了洋服算是洋鬼子；第二年回到故乡绍兴中学去做学监，却连洋服也不行了，因为有许多人是认识我的，所以不管如何装束，总不失为“里通外国”的人，于是我所受的无辫之灾，以在故乡为第一。尤其应该小心的是满洲人的绍兴知府的眼睛，他每到学校来，总喜欢注视我的短头发，和我多说话。

学生们里面，忽然起了剪辫风潮了，很有许多人要剪辫。我连忙禁止。他们就举出代表来诘问道：究竟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呢？我的不假思索的答复是：没有辫子好，然而我劝你们不要剪。学生是向来没有一个说我“里通外国”的，但从这时起，却给了我一个“言行不一致”的结语，看不起了。

不过这种“无辫之灾”终于要过去了。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开始。接着各省纷纷响应，不久，浙江省会杭州也宣告光复。鲁迅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欢迎辛亥革命，积极参加了迎接绍兴光复的工作。

11月4日，民军占领杭州的消息传到绍兴，绍兴府即宣告光复。当时人心浮动，正如鲁迅在《热风·“来了”》一文中所描写的，“许多男女，纷纷乱逃：城里的逃到乡下，乡下的逃进城里”。为了安定人心，鲁迅集合学生组成了一支“武装演说队”到街头进行宣传。当时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武装演说队将要出发的时候，鲁迅先生曾有一段简单的训话，当时同学中有一位当队长的请问先生：“万一有人拦阻便怎样？”鲁迅先生正颜厉色的答复他说：“你手上的指挥刀作什么用的？”那时学校用的指挥刀都没有“出口”，用处虽不在杀人，但当作鞭子用来打人也就够厉害的，结果游行一趟直到回校没有遇着抵抗。这就是通衢张贴“溥仪逃，奕劻被逮”的大新闻，绍兴成立军政府那一天；都督王金发到绍兴还在这以后约五天左右。

范爱农戴着农夫常用的毡帽进城来了，要看看光复的绍兴。武装演说的第二天，鲁迅和他的好友范爱农一道，满怀着兴奋和希望的心情上街去，“要去看看光复的绍兴”。他敏感地看出：这一次革命的“成功”很值得怀疑。后来他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我们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满眼是白旗。然而貌虽如此，内骨子是依旧的，因为还是几个旧乡绅所组织的军政府，什么铁路股东是行政司长，钱店掌柜是军械司长……

这军政府也只不过存在了几天时间。11月10日晚上，王金发带兵从杭州来了。第二天宣布成立绍兴军政分府，他当都督。他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首领，由陶成章介绍加入光复会。革命成功了，这些革命党人就成了新贵。他们的军政分府也并不见得比旧乡绅组成的军政府好多少。鲁迅的《范爱农》一文中说：“他进来以后，也就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在衙门里的人物，穿布衣来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换上皮袍子了，天气还并不冷。”

绍兴军政分府任命鲁迅为绍兴初级师范学校校长，范爱农为监学。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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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后（4）

那时学生欢迎新校长的态度，完全和欢迎新国家的态度一样，那种热烈的情绪在我的回忆中还是清清楚楚的。

鲁迅先生有时候也自己代课，代国文教员改文。学生们因为思想上多少得了鲁迅先生的启示，文字也自然开展起来。大概是目的在于增加青年们的勇气吧，我们常常得到夸奖的批语。

这时，原绍兴府学堂的学生王文灏等人想办一张报纸对军政分府作舆论监督，请了鲁迅、陈子英、孙德卿为发起人。这就是1912年1月3日创刊的《越铎日报》。这天报纸上刊出了鲁迅写的《〈越铎〉出世辞》，宣示了报纸的宗旨：

王金发被许多闲汉和新进的革命党所包围，大做王都督。

纡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灌输真知，扬表方物，凡有知是，贡其颛愚，力小愿宏，企于改进。不欲守口，任华土更归寂寞，复自负无量罪恶，以续前尘；庶几闻者戒免，收效毫厘，而吾人公民之责，亦借以尽其什一。

报纸办起来之后，登了不少骂人的文章。鲁迅在《范爱农》一文中说：

开首便骂军政府和那里面的人员；此后是骂都督，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

这样地骂了十多天，就有一种消息传到我的家里来，说都督因为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