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第2/4 页)

的，也很难说有多少经济价值。自从家庭主妇能够从赚钱养家者那里获得补偿以后，负担一个家庭的费用就上下浮动很大，这与那个负责养家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值是一致的。 只有在婚姻结束的时候，妻子的工作才会被换算成经济上的收益，比如离婚或者是因为家庭主妇的意外死亡造成家庭破碎后提起的诉讼中。通常，法庭会运用“市场取代理论”来计算应付数目。这种理论把家庭主妇做的各种家务杂事——洗衣、驾驶、煮饭、招待客人、照看孩子——按照雇佣工人来做这些事情应该支付的费用给予评估。2000年，维吉尼亚州的埃德尔曼金融公司以8小时工作日作为根据，计算出一个家庭妇女每年所做的工作应该得到674700美元，或者说每个月应该得到58000多美元。但是这一说法没有得到广泛的接受。 一些经济学家把给玛丽·凯瑟琳这样的专职妻子支付薪水看成是开明之举。“情况并非如此”，斯坦福大学的教授、经济学家迈拉·斯特拉博（Myra　Strober）这样说：“妻子的工作并没有被认真对待。”斯特拉博因为曾经为洛纳·温特的离婚案件担任专家证人，而成了法庭上的名人。 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斯特拉博说当一个女人或者是一个男人花费时间去培养一段婚姻的时候，应该用传统的人类资本理论来看待这件事。她的意思是说夫妻中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事业做出了资本投资，这往往发生在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正如斯特拉博所表述的那样，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你会期待得到与事业的最终价值一致的回报。 玛丽·凯瑟琳·伯根约的事例以一种很平静的方式提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那些无形的工作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这其中的绝大部分是由女人做的。一直到1996年，家务劳动在加拿大的人口普查中才开始被涉及到。这是萨斯喀彻温省的家庭主妇卡罗·李（Carol　Lee）抗议的结果，1991年，她拒绝填写人口普查的表格，因为那上面的内容把没有收入的家庭主妇说成是不工作。现在的人口普查对家务活动进行调查，但是将其称为“不被付费的劳动”。 根据加拿大统计机构的计算，加拿大每年的家务劳动被赋值300多亿美元。但是国民生产总值并不把不被付费的家务劳动计算在内。国民生产总值是用来表示经济中产品与服务总值的，是表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关键指标。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在谈到国民生产总值时说到的那样：“它计算每一件东西，简而言之，除了那些家务活。”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11）

经济学家总是开玩笑说如果一个单身汉雇一个管家，并为她的工作支付报酬，她的工作就能被看作是为国民生产总值做出了贡献。但是如果这个管家结了婚，继续做同样的工作——没有报酬——她的工作就不再被当作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了。 如果要重新计算那些无形的劳动的价值首先需要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概念重新界定。经济学家玛丽安·弗博（Marianne　Ferber）是伊里诺斯大学的退休教授，芭芭拉·博格曼（Barbara　Bergmann）是马里兰大学的教授，她们曾经是肯尼迪总统的经济顾问，这两位经济学家一直致力于研究女性的工资问题、孩子抚养问题和其他一些直接对女性产生影响的经济政策。但是尽管她们在经济学界取得了很高的声誉，对于公众来说，她们的名字依然是陌生的。（从来没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获得过诺贝尔奖。） 很讽刺性的是，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学术界自身引起的。女性经济学家被聘用的几率很低，在那些相对更有影响的大学中这一情况更为突出。2003年，耶鲁大学的经济系没有聘用一名女教员。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仅仅有一名女教授。斯坦福大学的情况与此相同。在麻省理工学院25名经济学教授中有2名是女的。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是3比32。多伦多大学有8名女教授被聘用，男教授则是40名。 变化正在发生。在新一代经济学家中有许多女性，她们对家庭经济重新思考。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四五十岁左右，20世纪的妇女运动兴起的时候她们正好在最为关键的成长时期。旧的经济模型没有为探讨社会问题提供可能性，但这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许多矛盾，需要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就意味着这些课题正在成为研究的重点。例如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第一个女教授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曾经研究过避孕药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1990年出版了《理解性别差异：美国女性的经济史》（Understand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