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3/4 页)

玉牙膏呢。”老人便会再多切一块麦芽糖给我。

自行车。村上的第一辆自行车是外公几个村干部在五十年代末合伙买的，等我在一九七四年学会骑自行车时，第一辆自行车早已散架，不知残骸在哪儿。外公说，县人民政府给村上颁奖了，一只挂钟。外公几个人去领奖了，捧着挂钟走了半天带一夜，早晨才把挂钟挂到了村部。可能受这件事的影响，外公他们学骑自行车，然后又凑份子买了一辆。外公跟我说这件事时，已记不请自行车的产地，想了想说应当是上海产的。那时只有上海产自行车？想必是这样。常州的“飞鸽”是在多年以后才有的。在七十年代，自行车无疑是奢侈品，犹如八十年代初期城里的小轿车。如果有骑自行车到村上来的，通常都是公社以上的干部，或者是邮电局的邮递员。我们村上有三辆自行车，书记一辆，学校校长一辆，还有位在县城某工厂上班的老陆。我曾经向老陆借过一次，刚学会骑自行车，跃跃欲试，听到外面自行车铃声响了，忍不住跑到老陆家，说：“借我骑一圈，就一圈。”老陆竟然爽快地借给我了，二话没说。老陆家住庄北，我由北往南，过了桥，一直骑到学校门口。这是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初中毕业了，身高一米七五，不要耥车，跨上车，左脚一蹬，车轮就转动起来。我萌生买一辆上海“凤凰”自行车的想法就在这个夏天。在外村代课的那些日子，我也很想有一辆自行车来回，但这实在是太奢侈的想法。等到一九八二年，读大学二年级，有自行车的同学开始多起来。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凑了一笔钱，合买一辆自行车。当时，常州的飞鸽牌也很流行，但在商量买什么牌子时，我毫不犹豫地说：“买‘凤凰’吧。”

返回与逃离（8）

“飞马”和“大前门”香烟。我现在还没有戒掉香烟，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如果追溯历史，或许与我少年时期对“飞马”和“大前门”香烟的迷信有关。这两个牌子的香烟，特别是锡纸装的大前门香烟是不敞开供应的，需要有关系才能买到。这个状况持续了不知多少年，后来不抽这两种牌子了，流行上海产的“牡丹”香烟，也要找关系才能买到，八十年代中期仍然是这样的状况。当时一般的人都抽几分钱一包的“经济”牌香烟，有海绵嘴的香烟很晚才在我们村上稀奇地出现。拣香烟屁股，是我读小学时常干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在冬天，文艺演出和电影多，一散场，就可以钻到凳子下面拣香烟屁股。如果拣到二十个，是很大的收获呢。五个烟屁股相当于一支香烟。剥掉卷纸，将烟丝揉散，再合拢到一起，就是一盒烟丝。抽水烟的人，把烟丝塞进烟斗，抽纸烟的人，用烟纸卷好就是一支香烟。

仅仅是牙膏、自行车和香烟，就把一个繁华的上海打造出来了。在一九七五年的暑假之前，我从未有过某一天能够去上海看一看的想法，因为当时我连县城也没有到达。这年的暑假，我随船到了县城，我拿着勾刀，在县城体育场跑道外，将茂盛的杂草成片割下，再运到船上。这些草是用来沤渣的，它与河泥混在一起发酵，用来肥田。这是中午，城里的人都在午休，我和几个伙伴站在操场上，挥汗如雨。体育场的入口处在南边，有水泥框架的门，门前一条东西向的小河将县城一分为二。过了桥，马路的右边是县委的家属楼，左边是一所中学。五年以后的一九八年九月，我到这所学校补习。偶尔到体育场散步背书，总会想起自己拿着勾刀站在跑道上的样子。在临近考试的前两个月，我在东方欲晓时，会独自一人，悄悄起床，出了学校门，过了小桥，站在体育场入口的门下，借着昏黄的门灯读书。这时，我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有靠近上海的机会。

一九七五年县城的模样已经让我进了大观园，不必说未去的上海将会给我带来怎样的观感。我同学的小姨和小舅在上海工作，过年时常常到这边来。他们的衣着打扮和我们显然不同，而且观念也不一样。我们在春节的那一天，即使有病，但绝对不能吃药的，因为大年初一早上起来就吃药实在是不吉利的。我去同学家时，他的小姨打喷嚏不停，同学的舅舅就把药拿出来，说感冒了，赶快吃药。同学的妈妈说，大年初一，吃什么药。上海的姐弟俩都笑了：姐姐还迷信呢。弟弟倒了水，姐姐吞了药。因为有亲戚在上海，同学家的糖果和我们村上的人家都不一样。我们吃硬糖，他们吃软糖。软糖是牛奶糖，我吃了以后才知道牛奶就是那股味道。我不喜欢软糖，不仅是味道，关键是会粘在牙齿上，很难受。但软糖的糖纸我非常喜欢，可以用它折成一个舞蹈的傣族姑娘，有几年我特别喜欢折纸。

我那时非常奇怪，上海人为什么每年要到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