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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择细流，黄河泛滥”之势，这天的话题是古代服饰，坐在旁边的傅汉思忙提醒：“你现在讲的是文学。”沈这才把话题拉回来。

傅汉思充任沈从文的翻译，但沈一讲起来，便忘乎其形，江河直下，根本不留出翻译的时间，傅只能译其大意。在麻省理工大学演讲时，沈谦虚地说：“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哨兵。”由于他的湘西口音，傅译成了：“我那时写小说，不过是一个烧饼。”还特地说明烧饼是什么，好在洋人们并不在意。

沈从文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演讲时说：“我后来考燕大二年制国文班学生，一问三不知，得个零分，连两元报名费也退还。3年后，燕大却想聘我做教师，我倒不便答应了。”

在美国时，沈从文常独自看电视，张充和怕他听英文有障碍，想帮他翻译，谁知沈反过来告诉她故事情节。张说：“因为他看尽人事，惯写小说，不必言语已知来龙去脉了。”

沈从文的记忆力惊人，但他却将全部的心力集中在工作上，生活中很是健忘。去世前几年，家里给他做了一件相当体面的大衣，张兆和与他约法三章，他当做笑话讲给客人听：“一不准穿着吃饭；二不准穿着睡觉；三不准……”这约法三章约定没两天，这第三条是什么，他怎么也背不上来了。

【纠葛】

1931年，萧乾采访沈从文，初次见面沈就请他下馆子，当他见到沈用毛笔在纸上写下所点菜名，字迹极其秀逸，就要求把纸留给他。沈从文说：“要它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的，写很长的信。”之后，萧乾果然收到了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的很多长信。

萧乾是在沈从文的引导下走上了文学之路，沈从文帮他修改习作，和杨振声一起介绍他到《大公报》，萧乾失业的8个月中，也是沈从文和杨振声接济他，每月送给他50元。萧乾说：“沈从文是我的第一位文学师傅，对我的恩太重。”

沈从文对萧乾要求很严，让他写好一篇小说后反复润色，告诉他：“文字同颜料一样，本身是死的，会用它就会活。作画需要颜色且需要会调弄颜色。一个作家不注意文字，不懂得文字的魔力，有好思想也表达不出这种好思想。”

解放前后，沈从文一度崩溃，萧乾多次到沈家探望恩师，叙旧，安慰沈从文。但这对师徒却由此而走向不同的道路。此时的萧乾突然“转向”，向共产党和人民靠拢；而沈则选择了文物研究。沈从文对萧乾颇为不满，常在书信中对其加以评论。与沈家交往颇久的苏仲湘说，“岁月往还中”，沈对萧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象和感受。这种印象和感受，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已发生，使沈开始有‘他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的感慨”。

萧乾回忆，“反右”中文联的一次批斗会上，沈从文发言说，萧乾在1929年就已经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萧乾对沈如是说很是生气，但一想到是沈对自己的恩情，又觉得沈是为了自保，便不再过多计较。

萧乾在《吾师沈从文》中回忆：“一九七三年二月，我由干校请假，回京治病，顺便为解决自己的住房问题而奔波。……每天骑车上下班，必然经过沈先生所住东堂子胡同口。交通之混乱，使我不断地为老人的安全担心，所以在为自己的住房问题奔波的同时，也频频为他呼吁。一九七五年的一天，在上班途中，遇见了张兆和。就把此事当面告诉了她。几天后，我在东堂子胡同东口遇见了沈老师本人。我下了车，跟他寒暄。没想到，他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说罢，掉头而去。”萧乾说：“我认为他的用意无非是奉劝我这个‘摘帽右派’少管他的闲事。”

沈从文去世前两周，李辉劝他和萧乾和解，问他：“要是他（萧乾）来看你，你赶不赶他走？”沈从文沉吟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并没有和萧乾商量，但他知道萧乾一定乐意和老师和解，于是当即和沈约定，等他从四川参加完笔会，和萧乾一起来看沈。但等李辉开完会回到北京时，沈从文已经与世长辞。

沈从文去世两天后，萧乾写下悼文《没齿难忘》，发表在台湾《中国时报》上，流露出对教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他说：“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

从“五四”时代一直到“左联”成立，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关系很密切，在北京和上海，三人都同住在一起。丁玲、胡也频每每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