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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佛法，丰子恺始终抱有虔敬的心情，他认为“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1928年，丰子恺为预祝弘一法师五十岁生日，在上海与弘一法师合作《护生画初集》，共五十幅。由丰子恺作画，弘一法师写诗，一诗一画对照。《护生画集》与佛教的因缘十分深厚，佛教鼓吹仁爱，劝人戒杀从善的要义，在作品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关于创作《护生画集》，丰子恺曾解释说：“我曾作《护生画集》，劝人戒杀。但我的护生之旨是护心。不杀蚂蚁非为爱惜蚂蚁之命，乃为爱护自己的心，使勿养成残忍。顽童无端一脚踏死蚁群，此心放大起来，就可以坐了飞机拿炸弹来轰炸市区。故残忍心不可不戒，因为所惜非动物本体，意思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应该可以看到，丰子恺信奉的佛教思想和战争之间是存在矛盾和冲突的。佛教教义讲求护生，讲求慈悲戒杀；而战争却又意味着暴力和杀戮。在这两者之间，丰子恺如何平衡？他又如何融合护生之旨和抗战之意？

丰子恺绘《一肩担尽古今愁》

1938年，丰子恺刚到武汉，就有朋友告诉他：“曹聚仁说你的《护生画集》可以烧毁了。”显然，按曹聚仁的理解，抗战时期再讲慈悲戒杀是不合时宜的，在全民抗战的激情年代就是要鼓励国民勇敢的上阵杀敌。按照这样的逻辑，《护生画集》所宣扬的佛家思想当然是不合于抗战精神的。对于此种理解，丰子恺大不以为然，他断然说：“不可，不可！曹聚仁没有懂得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啊！”对于曹聚仁的评论，丰子恺显然感到一种不被理解的悲哀。也正因为曹聚仁对他的“护生之旨”的不理解，丰子恺这个一向与人为善，待人宽厚的人从此与朋友曹聚仁绝交。想来当时与曹聚仁抱同样理解的人不在少数，为此，丰子恺在汉口特意写就《劳者自歌·则勿毁之己》以阐明事理，在文章中他说：“《护生画集》之旨，是劝人爱惜生命，戒除残杀，由此而长养仁爱，鼓吹和平。惜生是手段，养生是目的。故序文说护生就是护心。……故读《护生画集》，须体会其理，不可执着其事。说者大约以为我们现在抗战，正要鼓励杀敌；倘主张护生，就变成不抵抗，所以说该书可以烧毁。这全是不明白护生之旨及抗战之意的缘故。我们不是侵略战，是“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以杀止杀，以仁克暴。”从上面的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丰子恺用“护心”融合了佛教教义和抗战的矛盾和冲突，而这种融合事实上是把佛家的慈悲与儒家的仁爱糅合在一起。“护生之旨”与“抗战之意”究竟有无一息相通之处，我们姑且不论，但作为一个慈悲戒杀的虔诚佛徒，丰子恺能在抗战时期表明“以杀止杀，以仁克暴”的态度，却不能不说抗战确实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然而，无论怎样，丰子恺割舍不断的佛缘在战火纷飞的时代总是显得不是很合时宜，也并不是能得到每个朋友的理解，因而大家对抗战时期丰子恺的信佛总是有着种种的非议，甚至怀疑丰子恺抗战的决心。毕竟，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总是那么的超然物外，高坐云端冷观世相。“佛毕竟是有灵的”，丰子恺反复对不理解自己的朋友们说：“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给我了。”丰子恺拈花微笑，用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看着朋友，“那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你们还不理解我么？”

“艺术的逃难”（1）

丰子恺曾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一文中谈及弘一法师对他的教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长江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老师的教诲丰子恺铭记在心。抗战期间，丰子恺扶老携幼，共赴国难，八年离乱，道经杭州、长沙、武汉、桂林、宜山、贵阳、重庆等地，一路跋山涉水，备尝艰辛，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对于丰子恺的逃难，友人张其昀先生曾戏称之为“艺术的逃难”。而丰子恺则回忆说：“（我的逃难）与其说是艺术的逃难，不如说是宗教的逃难，因为如果没有缘，艺术是根本无用的。”

丰子恺绘《观世音像》

武汉撤退，长沙大火，迫使丰子恺一家又踏上了西行的路程。1938年6月，丰子恺应桂林师范学校的聘请携眷来到桂林。丰子恺在桂林的生活，用他填的一首词《望江南》可以简单概括：“逃难也，逃到桂江西。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何日更东归。”在逃难途中，丰子恺多年不育的妻子怀孕，丰子恺对妻子开玩笑说：“一定是这回的抗战中，黄帝子孙壮烈牺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