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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落里了。莫雷尔夫人在她丈夫的身旁坐了下来，握住他的一只手；尤莉依旧把她的头靠在他的肩上；艾曼纽站在屋子中央，象是担当着莫雷尔一家人和门口的水手们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

“事情的经过是怎么样的？”莫雷尔问题。

“过来一点，佩尼隆，”那年轻人说道，“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一个被热带的太阳晒成棕褐色的老水手向前走了几步，两手不住地卷着一顶残破的帽子。“您好，莫雷尔先生，”他说道，好象他是昨天晚上离开马赛，刚从埃克斯或土伦回来似的。

“您好，佩尼隆！”莫雷尔回答，他虽然微笑着，却禁不住满眶热泪，“船长在哪儿？”

“船长，莫雷尔先生，他生病留在帕乐马了，感谢上帝，他病得并不厉害，几天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他康复回来的。”

“很好，现在你把事情讲讲吧，佩尼拢”佩尼隆把他嘴里嚼着的烟草从右面顶到了左面，用手遮住嘴，转过头去，吐了一大口烟汁，然后叉开一只脚，开始讲了起来。“你瞧，莫雷尔先生，”他说，“我们风平浪静的航行了一星期，然后在布兰克海岬和波加达海岬之间的一段海面上乘着一阵和缓的南——西南风航行，忽然茄马特船长走到了我面前，我得告诉你，我那时正在掌舵，他说，‘佩尼隆，你看那边升起的那些云是什么意思？’我那时自己也正在看那些云。‘我看它们升得太快了，不象是没有原因的，我看那不是好兆头，否则不会那样黑。’‘我也是这么看，’船长说，‘我先来防一手。

我们张的帆太多啦。喂！全体来松帆！拉落三角头帆！‘真是千钧一发啊，命令刚下，狂风就赶上了我们，船开始倾斜起来。

‘嗨，’船长说，‘我们的帆还是扯得太多了，全体来落大帆！’五分钟以后，大帆落下来了，我们只得扯着尾帆和上桅帆航行。

‘喂，佩尼隆，’船长说，‘你干嘛摇头？’‘咦，’我说，‘我想它不见得就此肯罢休呢。’‘你说得不错，’他回答说，‘我们要遇到大风了’‘大风！不止大风，我们要遇到的是一场暴风，不然就算我看走眼了。’你可以看到那风就象蒙德里顿的灰沙一样的刮过来了，幸亏船长熟悉这种事，‘全体注意！顶帆收两隔！’船长喊道，‘帆脚索放松，绑紧，落上桅帆，扯起帆桁上的滑车！’“

“在那种纬度的地方这样做是不够的，”那英国人说道。“如果是我，我就把顶帆放四隔，把尾帆扯落。”

他这坚决，响亮和出人意外的声音使人人都吃了一惊。佩尼隆把手遮在眼睛上，仔细端祥了一下这个批评他船长的技术的人。“我们干得更好，先生，”老水手不无敬意地说道，“我们把船尾对准风头，顺风奔走。十分钟以后，我们扯落顶帆，光着桅杆飞驶。”

“那艘船太旧了，经不起那样的风险。”英国人说道。

“哦，就是这把我们断送啦，在颠簸了十二个钟头以后，船出了一个漏洞，进水了，佩尼隆，‘船长说，’我看我们正在往下沉，把舵给我，到下舱去看看。‘我把舵交给了他，就下去了，那儿已经有三尺深的水了。我喊道，’全体来抽水！‘可是太晚了，好象我们抽出得愈多，进来的也愈多。’啊，‘在抽了四个钟头水以后，我说，’既然我们是在往下沉，就让我们沉下去算了，我们总得死一次的。‘’你就是这样做出的榜样吗，佩尼隆！‘船长喊道，’好极了，等一等。‘他到他的船舱里去拿了一对手枪回来，’谁第一个离开抽水泵，我就一枪把他的脑髓打出来！‘他说道。”

“干得好！”英国人说。

“只要道理讲清了，大家自然勇气也就来了，”那水手继续说，“那个时候，风势减弱了，海也平静下去了，但水却不断地涨上来，虽不多，只是每小时两寸，但它还是不停地涨。每小时两寸似乎不算多，但十二小时就成两尺啦，而两尺加上我们以前有的三尺就变成了五尺。‘来吧，’船长说，‘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了，莫雷尔先生不能再怪我们什么了。上救生艇去吧，孩子们，越快越好！’”

“唉，”佩尼隆继续说道，“你知道，莫雷尔先生，一个水手是舍不得丢下他的船的，但却更舍不得他的命，所以我们也没等他再说第二遍就行动了，愈是那样，船就愈沉得快，象是在说：‘走吧，快逃命去吧！’我们马上把小船放到水里，八个人都跳到了里面。船长是最后一个下来的，说得更准确一点，他没有下来，他不肯离开大船，所以我就把他拦腰抱起，扔进了小船，然后我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真是千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