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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副，被控与厄尔巴岛有联系。那样的联系，在当时是一种罪名，尽管在今天却已是一种荣耀了。您当时是为路易十八效劳，不能庇护他，那是您的职责。但今天您定是为拿破仑效劳，您就应该保护他了，——这同样也是您的职责。所以我就是来问问那个青年人现在怎么样了。”

维尔福竭力控制住自己。“他叫什么名字？”他问道。“把他的姓名告诉我。”

“爱德蒙·唐太斯。”

虽然，维尔福宁愿面对一支二十五步外的枪口也不愿听人提到这个名字，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唐太斯？”他重复了一遍，“爱德蒙·唐太斯？”

“是的，先生。”

维尔福翻开一大卷档案，放到桌子上，又从桌子上那儿走去翻另外那些档案，然后转向莫雷尔：“您肯定没弄错吗，先生？”他以世界上最自然的口吻说道。

假若莫雷尔再心细一点，或对这种事较有经验的话，那他说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对代理检察官不打发他去问监狱长，去问档案官，而是这样亲自答复他。但此时莫雷尔在维尔福身上没发现半点恐惧，只觉得对方很谦恭。维尔福的作法果然不错。

“没有，”莫雷尔说，“我没弄错。我认识他已经十年了，在他被捕的那一小时里，他还在为我服务呢。您也许还记得，六个星期以前，我曾来请求您对他从宽办理。正象我今天来请求您对他公道一些一样。您当时接待我的态度非常冷淡，啊，在那个年头里，保皇党人对拿破仑党当时是非常严厉的。”

“先生，”维尔福答道，“我当时是一个保皇党人，因为当时我以为波旁家族不仅是王伯的嫡系继承者，而且是国人所拥戴的君主。但皇帝这次奇迹般地复位证明我是错了，只有万民所爱戴的人才是合法的君主。”

“这就对了。”莫雷尔大声说道。“我很高兴听到您这样说，我相信可以从您这番话上得到爱德蒙的喜讯。”

“等一等，”维尔福一边说，一边翻阅一宗档案，“有了，他是一个水手，而且快要娶一个年轻的迦太兰姑娘了。我现在想起来了，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案子。”

“怎么回事？”

“您知道，他离开这儿以后，就被关到法院的监狱里去了。”

“那么后来呢？”

“我向巴黎打了个报告，把从他身上找到的文件附送去了。你该明白，这是我的职责。过了一个星期，他就被带走了。”

“带走了！”莫雷尔说。“他们把那个可怜的孩子怎样了呢？”

“哦，他大概被送到费尼斯德里，壁尼罗尔，或圣·玛加里岛去了。你一定会在某一天看到他回来再给您当船长的。”

“无论他什么时候回来，那个位置都给他保留着。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依我看，依拿破仑党法院最关切的事，就该是释放那些被保皇党法院关进监狱里去的人。”

“别太心急，莫雷尔先生，”维尔福说道，“凡事我们都得按法律手续进行。禁闭令是上面签发的，他的释放令也得在老地方办理。拿破仑复位还不到两个星期，那些信还没送出去呢。”

“但是，”莫雷尔说，“现在我们已经赢了，除了等待办理这些正式手续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我有几个朋友，他们有点势力，我可以弄到一张撤消逮捕的命令的。”

“根本就没什么逮捕令。”

“那么，在入狱登记簿上勾消他的名字。”

“政治犯是不登记的。有时，政府就是用这种办法来使一个人失踪而不留任何痕迹的。入了册就有据可查了。”

“波旁王执政时，或许是那样，但现在——”

“任何时代都是这样的，我亲爱的莫雷尔，从路易十四那个时代就开始这样了。皇帝对于狱规的管理比路易更加严格，监狱里不登记姓名的犯人多得不计其数。”

即使莫雷尔再有什么怀疑，这番苦口婆心的辩解也足以使之完全消除了。“那么，维尔福先生，您能否给我个什么忠告以便使可怜的唐太斯快点回来？”他问道。

“去求一下警务大臣吧。”

“噢，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大臣每天都要收到两百封请愿书，但他还看不了三封。”

“那倒是真的，不过由我签署的，并由我呈上去的请愿书他一定会看的。”

“您愿意负责送去吗？”

“非常愿意。唐太斯当时有罪，但现在他已无罪了。当时把他判罪和现在使他重获自由都同样是我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