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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却始终宽容地倾听。一天,他充满爱意地说道:“如果我有一个儿子,希望他能像你一样。”他们的关系变得非常亲密,以至于有一天德格勒尔竟然说:“我经常听到人们叫你疯子。”希特勒只是笑了笑。“如果和其他人一样,现在我就会坐在咖啡馆里喝啤酒了。”
2月16日黎明,德格勒尔率领他的部下徒步进入战场。在夺下了作为目标的山脊之后,他爬了上去,来到一个机关枪掩体里,观察斯坦纳的坦克负责的主攻。当“虎”式、“豹”式坦克滚滚穿过雪地之时,他发现它们当年的锐气已经丧失殆尽了:坦克小心翼翼地向一片树林前进着。他看见几辆德国坦克在到达树林之前就着了火,但其他的却消失在了树丛之中。几分钟后,它们从另一侧驶了出来,追击着前面的红军战士。这时,德国步兵开始进入树林。这是至关重要的一刻。如果他们斗志昂扬地前进,阵地便能得到巩固。然而,他们却犹豫不前,沮丧的德格勒尔只想踢他们几脚。
夜幕降临时,斯坦纳只前进了八英里。尽管朱可夫的第六十八军正在后退,但是他们撤退得非常缓慢,并且秩序井然。午夜之后不久,德格勒尔奉命回第十一军总部报到。当他驱车赶往斯坦纳在山上的别墅时,施塔加德已因苏联的轰炸而着了火。他站在一个花园里,俯视着熊熊燃烧的城市,那些朴实的中世纪路德教堂的塔楼阴郁地挺立在那里,在火红的背景中映衬出了清晰的轮廓。可怜的施塔加德,他想道。这些东方朴素的新教塔楼,与比利时马利纳市圣罗博教堂灰色的天主教大塔楼,以及布鲁日市的钟楼堪称姐妹之作。他感到这里的悲剧也是自己的悲剧,不禁放声大哭了起来。
次日,即2月17日,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整天。几架“斯图卡”式轰炸机一轮又一轮地轰炸着投入战斗的俄国坦克群。几百辆坦克着火了,但还有几百辆正在破雪前进。斯坦纳仍在顽强地向前移动。傍晚,他在朱可夫的侧翼打开了一个危险的缺口。俄国人不得不调回了两个前往柏林的装甲师,以阻止斯坦纳继续前进。
深夜时分,温克奉命立即前往柏林,向希特勒简要报告他的进展。筋疲力尽的温克离开帝国总理府时,天已破晓。温克急于回去督战,第三装甲师将于两个半小时后开始行动。他告诉司机赫曼·多恩把车开往什切青。他已有三个晚上没睡了。当多恩把大宝马停在路边时,他正在打瞌睡。“将军,”多恩说,“我困得不行了。”
“我们必须回前线。”温克说着接过了方向盘。他们沿着黑暗的山路以每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疾驰着。温克把一根没点着的烟放进嘴里,咀嚼着烟草以保持清醒。然而,一个小时之后,他睡着了。他们撞上了一座铁路桥的桥墩。多恩和睡在后座上的一位少校被甩出了车外,滚到了铁轨的路堤上,但温克却被卡在方向盘后面,不省人事。悬在桥上的汽车突然着起了大火。后座上几挺上了子弹的自动冲锋枪开始爆炸。枪声惊醒了昏迷的多恩。尽管身受重伤,他还是奋力爬上了路堤,打碎窗玻璃,把温克拉了出来。这时,温克的衣服已经燃起了火苗。多恩扯掉了上司的大衣,推着他在地上滚来滚去,好把火灭掉。
第五章 战争与和平(4)
当温克醒来时,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手术台上。他的颅骨骨折,五根肋骨断裂,还有多处挫伤。没有了温克,德军绝望的反攻便毫无成功的可能了。
本应从南部嵌入朱可夫左翼的另半边钳子,甚至根本就没有动起来。负责这一半进攻的德国人竭尽全力地避免了进攻俄国人。红军的一支部队最近占领了德累斯顿以东八十空英里的本兹劳城。入城的队伍五彩缤纷,充满了异国情调。在溅满油渍的“斯大林”式和T…34坦克顶上,满身油腻的坦克手坐在色彩浓重的毯子上面,边喝边唱。后面跟着一队重炮,炮手们跨在绣花的垫子上,演奏着德国的口琴和手风琴。再后面是挂着水晶灯的老式四轮马车,里面坐满了全副武装的年轻军官。他们头戴大礼帽,手拿雨伞,带着醉汉的威严用小型望远镜观望着步兵部队。另一辆四轮马车卷起了顶篷,里面的士兵一边大笑一边痛饮。
俄国上尉米哈伊尔·科里阿科夫是一名身材矮胖的空军随军记者。因为到一个乡村天主教堂去参加安魂弥撒,他被降级进了步兵部队。此刻,他正失望地看着眼前这幅狂热混乱的场景。维持秩序的监督哨对经过的醉汉们视而不见,而乘坐美国吉普快速驶过的官员们显然也无暇关注这一切。他只看见一个高级军官,一名上校,试图阻止这种流动的*行为——而其本人也已经喝醉了。
在本兹劳,科里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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