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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三宝太监郑和率领着大明官家船队——实际上是一支具有军事性质的远洋船队——“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引自至今留存于太仓浏家港天妃宫里的《通番事迹碑》）时，在比萨召开的欧洲宗教会议正决定废黜原来的两个教皇，其结果却冒出了第三个教皇，更形成了三个教皇鼎峙的局面。

完全可以说，在科技、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在世界范围内我们领先到15世纪。

相比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或许，从综合国力上说，先前我们可比他们阔多了。

虽说是充满着阿Ｑ式的自嘲，但却是实情呢！

痛心的是，后来，别人上去了，我们却相对地落后，落后到挨别人打的地步。在19世纪后的一部晚清史里，大清的黄龙旗屡屡无奈地倒下覆盖在绿营将士的尸体上，马革裹尸的惨烈景象在西天如血的残阳映照下，显得悲壮而又悲凉。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其时，我们非但看不到昔日沈万三和郑和的远洋船队，恰恰相反，映入眼帘、充斥耳畔的却是英国人敲开中国海禁之门的远洋炮舰和轰隆隆的炮声。接下来，割地赔款，五口通商

一切的一切，令人荡气回肠，扼腕叹息，不忍卒读而又不得不读。

这是结果。

（四）

东方哲学注重于结果，然而，我们还不得不注意一下西方哲学所注重的过程。

我们综合国力曾经相对强大，可在后来又悄悄流走，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演变成的？当寻找我们走向积弱的那一段时间时，我们不得不把眼光停留在明、清之际，尤其是大明。

六百年前的大明立国之初，当沈万三这位富可敌国的巨商最后败于大政治家朱元璋之手时，便无可挽回地表明，中国封建皇权奇怪地让一个放牛娃又延续下去了。在人们谈论中国缺少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阶段的今天，公允地说，历史也曾给了中国一次次机遇。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在14世纪15世纪，已经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资本论》第1卷第904页）

假如沈万三的对外贸易能在中国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地区催生助长出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进而带动当时整个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由此对中国政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假如朱元璋容忍或接受沈万三对外贸易的实践、主张并以此奉行贸易立国的方略，那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肯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显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当代的历史学家们在喋喋不休地争论着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没结出资本主义的果时，中国历史上惟一一次大政治家与大商人的角斗及其结果，只是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某种必然。明、清时，虽也出现过如永乐、康熙、乾隆这样的有为君主，但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决定了即使这些有为的君王励精图治，但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丢开祖宗的规矩而全盘以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代替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

毕竟，谁都不能也无法超越历史。

15世纪以后的明、清王朝，中国和世界强国的距离拉大。是时，也正是发生这种嬗变过程的时机。虽令人痛心，而又无可如何！

大把大把的银子堆垒起来的沈万三毕竟太富了，富得让人妒忌。于是，他的下场就应了我们民族那句出头椽子先烂的老话。谁叫你出头哩？没见孔老夫子都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你这么富，能让别人心里平衡么？

当一个民族的心态，上上下下都弥漫着妒富、害怕露富以至谁富就吃谁的大户时，富可敌国的沈万三已是既遭妒又惹了祸，命运偏偏又让他遇上了一个放牛娃出身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就朱元璋而言，早年伴随着饥饿、屈辱和贫困的贫民经历，使得他这个皇上对富人怀有一种刻骨铭心的褊狭情绪。登基后的他，面对着经过元末战争而满目疮痍的国家经济，只能一声长叹。毕竟，他并不擅长于斯。然而，马上得了天下的他，伴随着当上皇帝而深入到他心田中的帝王思想，却难以面对天下财富都集中到沈万三这些少数富户口袋里的现实。气量不大的开国皇帝，终形成了天下一统之际，这些富户若不加斧削，终是个后患的想法。虽然随着他步上丹墀、坐入龙庭转变成了封建主义的代表人物，同时也转变成了阶级论所说的地　主阶级的总头子，然而，阶级身份的转换，并不能抹去他心灵上的伤痕。这使得他对这些富户们充满着令现代人都可以理解的那种妒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