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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椠，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福王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

又唐、桂二王迹同昰、昺，虽黜其伪号，犹轸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

△《御定通鉴纲目三编》·四十卷乾隆四十年奉敕撰。初，大学士张廷玉等奉敕采明一代事迹，撰《通鉴纲目三编》，以续朱子及商辂之书。然廷玉等惟以笔削褒贬求书法之谨严，於事迹多所挂漏。又边外诸部，於人名、地名多沿袭旧文，无所考正，尤不免於舛讹。夫朱子创例之初，原以纲仿《春秋》，目仿《左传》。《春秋》大义数千，炳若日星。然不详核《左传》之事迹，於圣人予夺之旨尚终不可明。况史籍编年，仅标梗概於大书，而不具始末於细注。其是非得失，又何自而知。即圣谕所指福藩田土一条，其他条之疏略皆可以例推。至於译语，原取对音。唐以前书，凡外邦人名、地名见於史册者，班班可考。惟两宋屈於强邻，日就削弱，一时秉笔之人，既不能决胜於边圉，又不能运筹於惟幄，遂译以秽语，泄其怨心，实有乖纪载之体。沿及明代，此习未除。如圣谕所指朵颜、青海诸人名，书“图”为“兔”之类，亦往往而有，鄙倍荒唐，尤不可不亟为釐正。是编仰禀睿裁，於大书体例，皆遵《钦定通鉴辑览》；而细注则详核史传，补遗纠谬，使端委秩然。复各附发明，以阐衮钺之义；各增质实，以资考证之功。而译语之诞妄者，亦皆遵《钦定辽金元国语解》，一一改正，以传信订讹。较张廷玉等初编之本，实倍为精密。

圣人制事，以至善为期。义有未安，不以已成之局而惮於改作。此亦可仰窥万一矣。

△《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江苏巡抚采进本）

国朝徐乾学撰。乾学有《读礼通考》，已著录。是编以元、明人续《通鉴》者陈桱、王宗沐诸本，大都年月参差，事迹脱落。薛应旂所辑，虽稍见详备，而如改《宋史》“周义成军”为“周义”，以胡瑗为朱子门人，疏谬殊甚。皆不足继司马光之后。乃与鄞县万斯同、太原阎若璩、德清胡渭等，排比正史，参考诸书，作为是编。草创甫毕，欲进於朝，未果而殁。今原稿仅存，惟阙第十一卷。

书中多涂乙删改之处，相传犹若璩手迹也。其书起宋太祖建隆元年，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凡事迹之详略先后有应参订者，皆依司马光例，作《考异》以折衷之。其诸家议论足资阐发者，并采系各条之下。间附己意，亦依光书之例，标“臣乾学曰”以别之。其时《永乐大典》尚庋藏秘府，故熊克、李心传诸书皆未得窥。所辑北宋事迹，大都以李焘残帙为稿本，援据不能赅博。其宋自嘉定以后，元自至顺以前，尤为简略。至宋末昰、昺二王，皆误沿旧史，系年纪号，尤於断限有乖。又意求博赡，颇少剪裁。如西夏姻戚之盛，备叙世系；庆元伪学之禁，详载谢表。元末事迹，多采《辍耕录》、《铁崖乐府》。叙书艺则称其日写三万字，纪隐居则述其怀抱几时开，无关劝惩，徒伤烦冗。又载元顺帝初生之事，过信《庚申外史》，尤涉凿空。然其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如《宋史·富弼传》，以枢密使出判扬州，今据《宰辅编年录》改作“河阳”。《余玠传》，淳祐十三年及元人战於嘉定，今据家传，改作“十二年”。

元末寇陷淮安，《本纪》首尾不具，今从王逢《梧溪集》，定作赵国用”。至正十六年张士诚陷湖州，《本纪》作“二月”，今从《明实录》，作“四月”。皆案文核实，信而有徵。又是时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元以来郡县旧志，而若璩诸人，复长於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如宋王坚之守合州，则采《四川总志》。牟子才之谏张灯，则采《西湖游览志》。而明人纪事之书，若刘辰《国初事迹》、吴宽《平吴录》之类，亦并从附载，以资考证。年经月纬，犁然可观。虽不能遽称定本，而以视陈、王、薛三书，则过之远矣。

──右“编年类”三十八部、二千六十六卷，皆文渊阁著录。

（案：有历代之编年，《竹书纪年》以下是也。有一代之编年，《汉纪》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