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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时，眼前是冰冷的机器；下班后，身旁都是熟悉的陌生人。周而复始、单调乏味生活所形成的生态，隔断了厂区与外面的社会。

对于想提高收入的员工来说，途径只有加班，特别是周六的加班。由于“机器一关一开的损耗极大”，为消除白班和晚班之间的时间空当儿，大多数时候厂方会通过工人“自愿”加班来填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高度紧张，最后爆发。”

现在不少劳动密集型企业员工的流动性很大，跳槽现象频发，企业有时更像一个农贸市场，不少新工人是来了干了没几个月，压力很大，于是就又离职了。“周瑜打黄盖式”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没逼着谁。

生产线上的普工，很多都是中专毕业甚至没毕业就被学校整车拉到富士康了，这里不乏中专教师与富士康内部人员的金钱黑幕。

他们几乎都是农村来的，不会像网上所说的那些“90后”那样风格迥异。他们身上基本上都有思想纯朴、吃苦耐劳、勤俭节约的本质。离开了家到了工厂，条条框框的约束以及程式化的生活方式自然比在学校和家里乏味多了，时间一长也就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

从个体户变成小企业，再从小企业变成大企业，他们所借助的引以为豪的最重要手腕就是“效率”——华为的打地铺文化没有造成太多的“跳楼”事件，或者缘于华为员工素质高，而富士康是“代工大鳄”，用人的素质当然不能与华为相比。其实，跳楼的事，在华为更早就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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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媒体的关注（1）

富士康的“每一跳”都牵动着公众的心，刺痛着关注者的神经。于是，有关富士康的消息时刻充斥人们的眼球，作为新闻报道的国内各大媒体也蜂拥而至，来向我们展示我们不知道的富士康。

经济类报纸

据2010年5月26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翟敏的报道《富士康与员工签“不自杀协议”》，文章指出，“网络惊现富士康发放给员工签署的‘不自杀协议书’，并附有截图。富士康要求员工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若遇到问题或困难，一定及时向‘员工关爱中心’进行反映或求助，以求得到帮助。”另据报道，“随后，记者向富士康内部员工了解情况，签订‘不自杀协议’的消息得到确认。”

但是，随着“富士康事件”社会关注度不断扩大，作为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先生被抛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他一边配合相关部门的调查，一边对公司制度作出重大调整。

根据2010年6月8日《环球时报》一篇报道《郭台铭：富士康已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文章说，“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天鸿海股东会上证实，已停止所有死亡抚恤金的发放，他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富士康之前对员工死亡的抚恤金极高，几乎是一位员工10年的薪水。”

对于郭台铭停止发放所有死亡抚恤金的事件，国内许多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评价，其中2010年6月9日《东方早报》记者何三畏的一篇报道《给郭台铭先生教一点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

“这话不好懂。如果此前披露的‘自杀死亡’者，已经按以前宣布的办法‘抚恤’了，如果这期间再没有人‘自杀死亡’，怎么存在‘已停止抚恤’呢？难道郭先生或者新闻媒体不知道这样的语言会引起歧义吗？郭先生说，‘最近虽有自杀者家属要求高额赔偿，但轻生绝对是最笨的方法’，这似乎表明，‘已停止’是针对‘已死亡’的案例，即不仅对‘要求高额赔偿’的部分不赔偿，而且对以前承诺和宣布的赔偿‘已停止’？”

作者对此事义愤填膺，还对郭台铭的为人作出了指责，提醒他应学会做人的道理，文章指出，“我觉得郭先生忘记了做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首先，一个国家的劳动法，不能随便违背，加班时间不能突破法律规定（当然，这一点没有人追究你，对此我很惭愧，但这不是你的胜利），一天24小时，不能两班倒而必须三班倒，这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来历，芝加哥工人争取来的胜利。

我愿意着重说一下，一个人在12小时连续处于同一个动作的机械操作下会出现什么状况。这是自然的。打个比方说，我在媒体上看到郭先生与某女明星跳拉丁舞的图片，我想，跳舞那个动作对于郭先生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