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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样的坏印象。要知道，从籍贯上说，我也是桐城人啊，真的不公平！

那时的资讯十分落后，没有网络、没有电话，他们就是写信，写很长很长的信，像写日记一样，每天都写，写够了8分邮票的分量就寄出去，也不等对方的来信。我没看过他们信的内容，但我看到那些信就装在一只黑色的包里，厚厚的，纸都发黄了。爸爸说，妈妈是她那个时代的美女，身材苗条，明眸皓齿，还有雪白的皮肤，爸爸毫不羞涩地说是古典美（像唱黄梅戏的马兰）。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爸爸像《周渔的喊叫》里的人一样，到了星期六晚上就坐火车回省城，为的是在星期天能见到妈妈，他们在一起吃吃饭，说说话，下午爸爸就赶回厂里。爸爸妈妈一分手，双方就开始写信，写对对方的思念，写工作，写学习，写对时局的忧虑。多少年后他们说起来，我的眼前就浮现起爸爸疲惫不堪地穿行在火车上、爸爸面对熊熊燃烧的锅炉、趴在腿上给妈妈写信的情景。而事实上，爸爸自认识妈妈后就没再烧锅炉了，他一直在厂工会干活。但我一看到爸爸肌肉板结的胸脯和满是疙瘩肉的手臂，我就顽固地认为，他的那些信、那些发表的文艺作品就是在锅炉房写的！

粉碎“四人帮”后，爸爸考上了大学。那年，爸爸的分数超过了北京大学录取分数线好几十分，可是他什么大学都不报，就报妈妈的大学（妈妈在1977年留校工作了），令他家里人气结。

本来爸爸是带工资上大学，双方的年龄加起来都过了53岁（国家规定双方加起来50岁可以结婚），按照国家规定可以在校结婚的。可是，那个年头把考进来的大学生比做“天之骄子”，爸爸这样一个县里集镇上的化肥厂的大炉工，一上了大学再加上他自己父亲的身份，一时间行情看涨，远远盖过了妈妈的“工农兵学员”。这时，就有人提出爸爸和妈妈是否“门当户对”的问题（恕我不点名了）。

多少年后妈妈说起了那段辛酸的历史还忍不住泪流满面，妈妈说：“我和你爸爸谈恋爱五年，人家只说他配不上我，也没人提出‘门当户对’的事，可他一考上大学，我就配不上他了，就门不当户不对了，这就是人性的丑恶。”好在爸爸一如既往地爱着妈妈，把妈妈当做宝贝。

那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百废待兴，学校里的房子紧张极了，爸爸的家因与大学是同一座城市，学校就不给他床位，让他坐校班车每天回家住。妈妈呢，住在女生宿舍楼，三个人一个房间。为了能见到妈妈，爸爸就在每天上午下了课后到妈妈的房间吃中饭。“真的很尴尬啊，你妈妈住在三楼，我一路走上去，满目都是花衣裳。冬天还好，夏天女生们的衣服穿得少，我所到之处，女生们尖叫着纷纷闪避不及……”爸爸回想起那时的生活，忍不住笑了起来。

“那你们不能在食堂见面吗？还有晚上，星期天都可以见面呀！”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

“傻孩子，那时的食堂就是买饭，不像现在有座位啊。再说，我和你妈妈几年相思，现在能天天见面，已经很满足了。”爸爸说。

“你爸爸上了大学，一天当做两天用，白天上课，晚上搞创作，睡觉的工夫都没有，累出了胃溃疡住在校医院都不肯缺一节课，护士给他吊水，针头一拔就往教室赶。”妈妈补充说。

我在一些文学作品中读到父母这辈人是如何争分夺秒地学习的，但那是文学作品，可以夸张，没想到我的父母也是这样的人！我还听说妈妈当年在农村每天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早晨起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

麦金利说：“在成功的婚姻中，没有谁自己的路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两个人的路，或许坎坷不平，风尘满程，困难重重，却永远是两个人共同的路。”

因为“门不当户不对”，在爸爸上大学之后，父母的关系发展得很不顺利。有一度妈妈非常苦恼，她试着离开爸爸，期间见了几次热心人介绍的“对象”。而且无论是从当时还是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那几个对象的家世和个人条件都超过爸爸，可是妈妈就是对爸爸板不起脸来，妈妈一看到爸爸，心中的块垒就融化了。

1981年2月14日情人节这天，父母在恋爱9个年头之后，没有让任何人知道，他们领了一张结婚证，这张结婚证第二天被送到大学的房管科登记住房，到了这年的年底，学校在一套15平方米的房子里分出一间9平方米的房子给妈妈，还有一间6平方米的房子是给另一位老师的，直到有了我，学校才把那位老师调走，让我们一家三口拥有15平方米的空间，我在这套房子里长到四岁，又搬进一套近50平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