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部分(第2/4 页)

为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下野，随后将军队和地盘交给下属，自己准备到苏联去考察。吴张商定：吴军由京汉线北上；直鲁联军由津浦线北上；奉军负责关外（指西北）；奉张助吴军饷200万元；北京政局将来由吴主持。随即，奉军、直军、直鲁联军联合向国民军进攻，发动了所谓的“讨赤”之役（冯玉祥当时倾向于苏联）。

二、宣称“保境安民”　联直、联奉与攻讨国民军（2）

面对军阀势力的重新分化改组，阎锡山秉承一以贯之的处事方法，并没贸然行事，而是在加强自身力量的同时，观望局势，等待时机。

出兵石家庄作为一次军事扩张的预演，使阎锡山看到晋军的弱点和不足，决心进一步加强之。所以，阎从石家庄撤兵后，即着手进行第二次扩军。“乃将晋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二个旅，步兵将近四十个团，骑、炮兵各两个团，又另各十余营。兵额总人数在八万人以上。”

与此同时，阎锡山开始重新调整他与各个方面的关系。

此时，国民1、2、3军已扩张到三四十万人，人多饷缺，军械无着，于是就图谋向山西发展。他们驻扎在山西的东、北、西三个方向，就像钳子一样扼住了阎锡山的咽喉。国民军构成了对晋省的严重威胁。面对国民军的威胁，阎锡山也多有考虑，甚至默许直吴、奉张联合进击，但一直未付诸实施。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联合向国民军发起进攻，所谓“讨赤”之役拉开了序幕。吴佩孚为事先扫除由武汉北上攻冯之障碍，要求阎锡山予以配合，在此之前先行出兵京汉路，肃清盘踞京汉要津顺德（今邢台）之国民军第二军郑思成部，打通京汉线。由于当时直吴军队尚未北上，奉张军队的主力也未入关，阎锡山担心公开反对国民军，会使国民军的枪口先集中到山西方面来，假以抓孔庚为借口，出兵顺德。

孔庚自1917年被阎锡山释了兵权后，即出省谋职，策动反阎。1925年曾联络樊钟秀、胡景翼进攻山西未成。其时，在郑思成部任职。据周玳回忆，1926年3月的一天，阎锡山突然把他和商震找去，说：“山西究竟是和张、吴合作倒冯，还是和冯合作，现在还不能决定。可是孔庚现在顺德，他对山西始终野心不退。我们不如趁这当子，先把顺德拿下。千万不要放走孔庚，要把他俘获解回省来。”“当时顺德的驻军郑思成，是国民二军的部属。张士吉（国民军派往山西进行疏通工作的代表——作者）听说老阎要对顺德用兵，非常诧异，就找台寿铭（时任晋军参谋长——作者）一同来问讯。阎说：‘我们出兵顺德，完全为了解决孔庚，这是山西内部的问题。孔庚不解决，山西不能自保，还怎么能够拿出力量来帮助你们总司令呢？’”

是年3月初旬，阎锡山应吴佩孚所请，出兵娘子关，取石家庄，然后沿京汉线南下。所派部队系商震的第1师，以及杨爱源的第6旅，外加周玳之一个炮兵团（由周玳亲自带队指挥）。出关部队到石家庄后，以杨旅驻石防守，其余部队驻京汉线的元氏、高邑、赞皇等地。国民军郑思成部的前哨被肃清以后，乘火车一直开到顺德附近。商震第1师，在周玳之炮兵团的配合下，经过一天激战，首先肃清了顺德外围，郑部退守顺德城内。次日，晋军以全力攻城。炮兵先进行猛烈的炮火准备，步兵紧随其后，攻入城中。郑军不支而降，郑思成出逃，孔庚被俘。据周玳回忆，“郑思成在兵败入城以前已先逃走，孔庚原在城内指挥，看见大势已去，才逃到天主堂内藏匿起来。我们忙派了一连人到天主堂搜查，一进教堂，果然发现有一个身穿便服的人，形迹可疑。有人问：‘你是不是孔庚？’那人态度从容地说：‘我就是孔庚，你们要怎么样？’兵士们听说他正是孔庚，就要上去捆绑。他大声喝道：‘你们不要无礼，我和你们的长官都是朋友。你们是谁带队来的？周玳来了没有？叫他们来见我。’士兵看他气宇轩昂，不敢对他动粗，忙派人向我报告。我赶到天主堂一看，果然是孔庚，便向他说：‘老总叫我们请你回山西，就请你和我们一路走吧。’他说：‘我不去。’我说：‘你要不去，我们都交不了差。’纠缠了一会，他才说：‘我本来是不到山西的，不过，冲着你们就走一趟吧。’”就这样，作为联吴反击国民军出兵顺德的借口，孔庚被带回了山西。孔庚解到山西后，被软禁在都督府内的庆远楼，过了两个月就把他放走，临行时还送了他3000元旅费。阎锡山虽然表面上由此拉开了反击国民军作战的序幕，但在孔庚问题上仍留有充分的余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阎锡山的联合直奉反击国民军亦有权宜因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