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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汉娜）和列昂内尔先生。他们一直都渴望着得到对犹太人政治权利诉求的支持。”尽管他“现在比在伦敦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托利党人”，纳特强调说他对皮尔的支持是在严格的条件基础上的：“我相信他对我们可怜的犹太人是有同情倾向的，如果他能还给我们相应的权利，他就会得到我的支持。”对于纳特来说，使罗斯柴尔德家族疏远了保守主义的原因，仅仅只是出于犹太人利益的考虑。就像他在1842年的时候，用半真半假的口吻写道：

罗斯柴尔德家族第三部　动荡的年代　第一章　重新崛起（19）

你们应该知道，尽管我在英格兰是一名坚定的辉格党人，在这里又是狂热的保守主义者，但我认为如果那不是从身体的某个部位移除一小部分，而且也不是比利（安东尼）一直认为的最具重要性的那一部分，如果它使我们不能行使那些根本不了解我们艰难处境的那些人同样的政治权利和基本人权的话，我想你们应该也得采用后面的那种思维方式。

尽管外表看起来总体上更像是自由党人，但安东尼很乐意看到皮尔与他的党派在下院遭遇到麻烦，他认为——看起来似乎是正确的——这可能会使他“向自由理念的方向上转变一点，如果罗伯特爵士能为可怜的犹太人做点什么的话，我就信任他”。至于列昂内尔，他在1843年10月的城市补选中毫不犹疑地支持自由党候选人詹姆斯·帕蒂森，为了投票，他竟然号召犹太人选民们打破安息日的规矩。这些选票对选举的最终结果是决定性的，因为帕蒂森仅以非常微弱的优势击败了他的托利党人对手——也就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老对手托马斯·巴林。

然而，列昂内尔对学戴维·萨洛蒙的样子直接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一直表现得迟疑不决。对他的这种迟疑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纯粹行为上的问题：政治可能占用掉一个像N·M·罗斯柴尔德公司这样如此规模宏大的高级银行的合伙人的宝贵时间。或许列昂内尔同意詹姆斯的观点——这个观点早在1816年的时就提出来了——“一旦一个商人参与了太多的公共事务，他很难再继续他的银行业务”。另一方面，来自家庭成员的压力——包括詹姆斯——要求他做些工作来提高家族成员在英国的地位，也是相当大的。詹姆斯对政治活动的概念还停留在19世纪20年代那些已经过时的经验里，当时，他和他的哥哥们通过迎合与他们有业务往来的各个地区的封建领主而精神抖擞地去领受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

他试图在1838年鼓励他在英国的侄子去做同样的努力，他告诫列昂内尔说：

我已经与比利时国王进行了长谈，他向我们承诺同意给英格兰女皇写封信，他还安排他的妻子写信给他们，要求你应该应邀参加所有的舞会国王给四兄弟下了一道谕旨如果你，我亲爱的侄子，喜欢这些绶带，那么我保证下次你就是受勋的人，只要条件允许，尽管在英国并不佩戴这些东西。

不太过时的是安瑟尔姆“在一两年之内能够来为你们中的一个人庆贺坐上了国会的席位，并聆听你们的精彩演讲”的期望。当伊萨克·莱恩·戈尔德施密特在1841年成为第一位犹太人准男爵时，安东尼从巴黎写来的信上说：“我已经喜欢上了列昂内尔·德·罗斯柴尔德爵士，他是可靠的。”类似的，当萨洛蒙在1843年被授予维也纳“荣誉市民”时，安东尼明确地希望这件事能“在古老的英格兰产生反响”。

压力在1845年时急剧加大，因为戴维·萨洛蒙又得到了很重要的一分。在赢得了泊特苏肯市参议院的城市选举后，萨洛蒙面临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的信念”的誓词问题。在他拒绝起这个誓后，阿尔德门法庭宣布他的当选无效。萨洛蒙向皮尔抱怨，与安东尼所预测的一样，皮尔对犹太人给予了更多的同情，他通知###官林德赫斯特起草一个法案，废除了所有遗留下来的影响犹太人权利的地方性歧视性规定。该法案于1845年7月31日生效。同年，禁止犹太人拥有不动产的老法律也取消了。列昂内尔事实上在确保这份议案的通过方面也很尽力，他作为由仲裁委员会派出的5人小组的成员，为这件事去游说皮尔。但萨洛蒙获得的荣誉却引发了列昂内尔那些充满竞争精神的亲戚们的不满。“我本来应该很高兴看到您成为伦敦的勋爵，而且是代表金融城的国会议员。”列昂内尔的兄弟纳特写道，“你应该去游说东印度公司，我亲爱的列昂内尔。”一年后，纳特还是在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内容：“我们的法国老顽固全都在说你不久就会进入下院，而且你现在正在做着准备。”当萨洛蒙在获胜后不久访问巴黎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