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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咖啡厅总数将超过美国。中国对国际品牌也很开放，无论是品牌产品还是品牌人物。宏伟壮观的高楼大厦和突飞猛进的发展是新中国的标志，这其中大都有外国建筑师的参与。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是中国向世界展示形象的重要场合，为此北京曾经选择了好莱坞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来执导。中国给一位外国人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日本或印度是无法想象的。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财富持有者。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万亿美元，比位居第二的国家（日本）多50％，是欧盟所有国家外汇储备总额的3倍。拥有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未必是明智之举，但它确实表明：无论遇到任何动荡或危机，中国都将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恢复能力。总而言之，这一切使中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最大的产品制造国、第二大消费国和最大的储蓄国。但中国不会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从军事、政治或经济等任何角度衡量，中国在几十年内都不可能超过美国，更不用说在所有领域都获得支配地位了。可是，中国正在一个又一个领域成为世界第二大国，这将为国际体系注入全新的要素。

中国的发展体系（1）

许多人对中国的经济纪录表示怀疑。一些记者和学者声称，中国的统计数据有掺假的成分，*现象屡禁不止，银行业岌岌可危，区域矛盾日益尖锐，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潜藏着危机，总之，中国已经千疮百孔、积重难返了。必须要指出的是，持这些观点的人太多了，而且已经反复讲了20年，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核心预测—政权危机—并没有发生。中国是有很多问题，但它有一样东西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望尘莫及的，那就是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中国把馅饼越做越大，这就使其他一切问题—无论多么严峻—都在某种程度上更加可控了。在对中国的批评者中，学者裴敏欣是最聪明的一个，但就连他也坦率地承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做法是最成功的，这远远超出我们任何人的想象。”

令人吃惊的是，作为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国并不讳言它接受了市场经济。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官员，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最佳途径是什么。他回答说：“我们必须让市场来发挥作用。市场会使人们离开土地、进入工业，离开农村、进入城市。从历史上看，这是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工业化。”当我向印度或拉丁美洲官员问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回答则非常复杂，大谈特谈农村福利、贫困补助及其他类似的做法，但所有这些做法都在削弱市场的力量，扭曲市场驱动的工业化这一历史性—同时往往也是痛苦的—进程。

然而，中国的做法与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所倡导的理念并不相同。后者要求在各个领域同时进行改革，有时又被称做“华盛顿共识”。最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做法不同于叶利钦执政时期俄罗斯采取的“休克疗法”。中国领导人曾经认真地研究过休克疗法，并且经常将其作为反面教材引用。中国领导人的看法与斯特罗布·塔尔博特①的精辟论断不谋而合。塔尔博特在克林顿政府中供职期间，曾经对休克疗法做过这样的评价：“太多的休克，太少的疗法。”中国没有轰轰烈烈地进行改革，而是选择了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我将它称为一种“扩大分母战略”（Grow…the…Denominator　Strategy）。在这种战略指导下，中国没有急于关闭经营不善的企业、勾销不良贷款或大规模地进行私有化，而是奉行一种“绕开亏损领域发展经济”的政策，以便使这些不良领域在整个经济（分母）中所占的比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小。这样一来，中国赢得了逐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直到现在，中国才开始整顿银行业和金融部门，比大多数专家强烈主张的时间整整晚了10年，而且采取行动的步调还远远慢于专家们的建议。但是，目前与10年前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翻了一番，多元化程度也已经非常高。在此经济背景下，进行此类改革的条件终于成熟了。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如今已经没有人指望中央计划再发挥作用了。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央计划确实已经不起作用了，就连在中国也是如此。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全国的了解和控制程度并不高，远远低于它自己的期望和外界的想象。举一个数字就能充分说明问题。在中国，中央政府掌握的税收收入只有大约5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按照国际标准衡量，美国联邦政府是一个弱政府，但它掌握的税收收入却占全国的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