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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非一切都发生了变化。20国集团峰会仍然在美国华盛顿举行，小布什总统仍然扮演着设置议程的主要角色。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世界，但这个世界之新并未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非要把美国扫地出门。事实上，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国家，有能力在任何领域和任何大洲以其他大国无能为力的方式施加影响。按照德国作家约瑟夫·约菲的话说，美国仍然是“公认的超级大国”。然而，我们目前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采取共同行动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已经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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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就像一头怪兽，经常是“有志者事难成”。阿富汗战争是成功的多边行动的典范，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战争在开始的时候，得到了联合国和全球社会的支持。这次军事行动迄今已经持续了7年多，来自英国、加拿大、波兰甚至法国的军队先后加入。世界银行、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和各国政府共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用于重建阿富汗的基础设施。但尽管如此，阿富汗战争仍然行将失败。哈米德·卡尔扎伊政府控制的地盘不到全国的1/3，在喀布尔以外地区发号施令的仍然是各路军阀。塔利班虽然遭到了重创，但仍然拥有不容小觑的实力。鸦片成了阿富汗的主要出口物资。大多数国家—从巴基斯坦等邻国到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急于从阿富汗脱身，而不是与美国一道继续奋战。面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进步的国际主义经常是一败涂地。

阿富汗的教训向世人昭示：多边主义既非易事，也不可能总是管用。然而，阿富汗战争之所以受挫，在于美国的漫不经心：小布什政府太热衷于兜售伊拉克战争的必要性，后来还真的发动了这场战争。但正因如此，在阿富汗的行动还有挽救的余地。要想解决目前的问题，仍然需要采取多边行动，无论面临多大困难。我们今天面临的任何问题都蕴涵着一个机遇，那就是它们针对的远非一个国家。恐怖主义、金融危机、传染病、能源和安全等，所有这些挑战都要求各方通力协作进行应对，有时还需要建立制度，以确保合作的贯彻执行。

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当今世界，传染病一旦爆发，必将大范围地蔓延开来。这意味着各方都迫切需要尽快查明病因、隔离感染者和探索治疗方法。从理论上讲，世界卫生组织可以介入，要求有关方面向其报送病毒样本，由它据此做出权威性的诊断，进而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协定。但不幸的是，世界卫生组织缺乏资金和人手，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制定各方必须遵守的规则。

这就是巴拉克·奥巴马总统面临的世界：乱象环生，吵吵嚷嚷，解决起来绝非易事。不过，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它仍然是一个相当和平的世界。大国之间的战争也是不可想象的。按照某些标准（如平民死亡率）来衡量，我们生活的世界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基地组织是21世纪的第一个重大威胁，但由于它崇尚暴力并且不惜杀害平民，就连*平民也不放过，世界各地的*都对它深恶痛绝，因而它成了无处藏身的过街老鼠。巴拉克·奥巴马是一位具有多种族血统的美国人，并且在世界许多地方生活过。他的父亲是一位穆斯林，他本人的中间名就叫“侯赛因”①。他当选美国总统令恐怖主义组织惊慌失措。在最近的一次视频讲话中，基地组织领导人又开始对美国新总统进行软弱无力的人身攻击，把奥巴马贬为一个“黑奴”。他们的忧虑是可以理解的：奥巴马的当选给世界带来了希望，但却对基地组织的邪恶意识形态构成了威胁。

当然，也有人老调重弹，认为和平将在权力转移时期被打破。自从修昔底德指出“权力由斯巴达向雅典转移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本原因”以来，学者们一向忧心忡忡地看待权力转移时期。但这次权力转移有所不同，只要能够进行正确地掌控，“他者的崛起”并非必然造成动荡。美国并非在迅速衰落，行将由另一个国家取而代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次危机中，所有国家都挤在一条船上。正因如此，其他国家完全可以为维护稳定发挥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比如，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冲突期间，前往莫斯科斡旋的是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而不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2008年夏天，当以色列和叙利亚开始和谈时，扮演“和平掮客”角色的是土耳其而非美国；2008年5月，当黎巴嫩再次陷入派别混战时，唯一能使各派回到谈判桌上的人是卡塔尔酋长。在上述任何一个事件中，美国都丝毫不引人注目。这在1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但如今已经成为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