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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当然是雄壮的。但是只有在战斗中才能评价出这支队伍的真正力量，认识到它是不可战胜的。死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得多，英雄行为是没有灿烂的圣光环绕的。而斗争则比你想象的要残酷得多，要坚持斗争并把它引向胜利需要无比的力量。你每天都能见到这种力量在活动，但却不是常常都能意识到它，因为这一切显得那样简单和自然。

今天，在一九四三年的五一节检阅里，你又重新意识到了这种力量。

五一节使这个报告中断了一个时候。这也好。因为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回忆会有些变样的，今天欢乐占了优势，也许会把回忆给渲染了。

但在回忆中，佩切克宫的〃电影院〃完全没有欢乐可言。

这是拷问室的前厅，你可以听到从拷问室传来别人的呻吟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你不知道在那里等待着你的是什么。你看到一些身强力壮、精神抖擞的人从这儿出去，经过两三小时的拷问，弄得身体残废、半死不活地回来。你会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答应着呼唤，——可是经过一个小时回来时，听到的却是由于疼痛和颤栗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窒闷的声音。

但还有一种更坏的：在这里你也会见到这样一种人，他们离去时，目光是正直而明朗的，回来时，却不敢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许是在楼上侦讯处的某个地方，仅仅由于一下子的软弱、一瞬间的动摇一刹那的恐惧，或者起了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念头——结果使得今天或明天就会有些新的犯人，一些被过去的战友出卖了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将重新经历这一切可怕的事情。

看见丧失了良心的人，比看见遍体鳞伤的人更可怕。假如你有被身边走过的死神洗涤过的眼睛，假如你有被死而复生所唤醒的感官，不言而喻，你就会觉察出谁动摇了，谁或许已经叛变了，谁正在灵魂的某个角落考虑着这样的事：如果出卖战友中最微不足道的人使自己轻松一点，也许不会太坏吧。可怜的懦夫。用牺牲朋友的生命来保全的生命，还算什么生命呢？

我头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这个想法。可是后来它却反复出现。这个想法的产生，恰恰是在那天早上，不是在〃电影院〃，而是在另一种环境里，在人们最能相互了解的那个地方：〃四○○号〃。

我在〃电影院〃里没坐多久。也许是一个小时，或许是一个半小时以后，有人在我背后叫我。两个穿便衣的、说捷克语的人搀扶着我进了电梯，开到四楼，把我带进一间宽敞的房间，房门上写着：四○○号在他们的监视下，我独自坐在后边靠墙的一把孤零零的椅子上，我带着一种奇异的感觉环顾了一下四周，我觉得眼前的情景好像见到过。难道我来过这里吗？不，没有来过。但我仍然知道这间屋子。我认识这个地方，梦见过它，在一个可怕的、热病似的梦中见过它，这个梦把它扭歪了，可怕地改变了它的模样，但却没有把它变得不能辨认。现在它是可爱的、充满白昼的光辉和鲜明的色彩，隔着装有细栅栏的大窗户，可以看到梯恩教堂、绿色的列塔纳山冈和赫拉德恰尼古堡。在梦中这间屋子是阴森森的，没有窗户，一道污黄的光照亮了它，人们像影子似地在光线中移动。是的，那时这里有些人。现在却是空荡荡的，六排长凳紧挨着，好像一块由蒲公英和毛茛组成的有趣的草坪。在梦里，好像这儿挤满了人，一个挨着一个坐在长凳上，面孔苍白，血淋淋的。那边，紧挨着门的地方，站着一个身穿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眼光痛苦的男人，他要求喝口水，喝口水，然后就像徐徐放下的帷幕，慢慢地、慢慢地倒在地上了……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曾发生过，如今我才知道它并不是一个梦。现实本身就是如此残酷和疯狂。

这是我被捕和第一次受审的那天夜里的事。他们曾把我带到这里来过三次，也许是十次。我记得，只有当他们需要休息一会儿或干别的什么事情时，才把我带出去。我还记得，那时我赤着脚，冰冷的方砖曾经怎样舒服地浸凉过我那被打伤的脚掌。

当时那些长凳上坐满了容克工厂的工人。他们都成了盖世太保夜间的捕获物。那个站在门边，穿着破旧的蓝色工作服的男人，就是容克工厂党支部的巴尔托尼同志，他是我被捕的间接原因。我这样说，是不想为我的不幸命运去怪罪任何人。我的被捕倒不是因为同志中有谁叛变或怯懦，而仅仅是因为不慎和倒霉。巴尔托尼同志为他自己的支部寻找领导关系。他的朋友叶林涅克同志对秘密工作规定有点疏忽，告诉了他应当同谁取得联系。本来叶林涅克同志应当事先同我商量，这样便可以不通过他也能把事情办妥。这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