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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万美元上升到2600万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花旗银行从发展中国家赚取的利润占到其总利润的一半以上。1992年,花旗银行宣布卖掉6亿美元的拉丁美洲金融资产,其实这些资产都是通过放贷巧取豪夺而来的。
凡是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更加富有;凡是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垮台前通过央行宣布,将吸收大型跨国企业与国内公司的债务。这意味着:福特汽车阿根廷公司、大通银行、花旗银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和奔驰汽车公司等金融与工业寡头将继续拥有它们的资产和利润;即便不考虑债务的利息,当地平民也要无偿转移给它们200亿美元的补贴。
发展中国家政府原本完全可以拒绝偿付剥夺它们经济主权的巨额债务。但是,在美国强大的军事威慑与政变恐吓的威胁下,没有哪一个政治领袖敢于冒险触犯美国金融寡头的利益,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只能遵守华尔街、华盛顿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游戏规则。所谓的国际金融机构IMF与世界银行也被美国和芝加哥学派全面控制。1983年,IMF提出完整的结构调整计划——经济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和自由贸易。每一个向该基金要求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被要求全面服从该计划。
阿根廷是一个结构调整的典例。阿根廷有丰富的能源、农业自然资源,曾是富有的发达国家之一。20世纪初,法国人有句俗语:“他富得像阿根廷人。”那时,阿根廷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欧洲国家,而不是拉美国家。经过芝加哥学派几十年的折腾之后,该国陷入债务危机,只好完全按照IMF和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调整。到1994年,90%的国营企业已卖给美国与欧洲的金融与工业寡头,包括花旗银行、波士顿银行、法国苏伊士公司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大约70万名所谓的“特权阶级”——国有企业的员工统统下岗。阿根廷出售国有企业获得了300亿美元的收入,但政府外债却猛增了1200多亿美元。意味深长的是,所谓IMF和世界银行对阿根廷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计划竟然出自摩根银行和花旗银行之手。在金融大鳄的指导下,阿根廷都已经成了金融危机专业户。
与此同时,阿根廷官僚阶层依附于国外金融与工业寡头,贪污横行,腐败泛滥,社会财富丧失殆尽。1993年,美国与西欧资本控制的企业达到全国企业总资本的34%。到2000年,这一比例升至80%,阿根廷丧失所有的大型民族企业。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银行中,8家属于国外资本控股,包括花旗银行、纽约银行、波士顿银行等美国银行。2002年,社会贫困人口比重已上升至57%,有数百名儿童饿死。2009年4月,阿根廷中央银行董事奥·康奈尔接受中国记者访问时无奈地哀叹道:“中国能从阿根廷学到的,就是不要学阿根廷。”
对于美国来说,发展中国家只能发展不能发达。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的乌拉圭的婴儿死亡率从28%上升到32%,巴西则从66‰上升到74‰,秘鲁的传染病发病率增加了2倍之多,玻利维亚40%的人不得不依靠交易毒品来维持生存,非洲国家用于还债的钱是投入到卫生医疗事业上资金的4倍。再回过头看看智利。1988年,智利45%的人口处在贫穷线下。最富裕的10%智利人,所得却增加83%。2007年联合国调查不平等的123个国家中,智利排名第116,也就是排名第8不平等的国家。2009年,智利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5。1%,仍然把持着拉丁美洲最不平等国家的“宝位”。2006年12月,大独裁者皮诺切特一命呜呼。而美国寡头控制的《纽约时报》却称赞他“把一个破产的经济转变成拉丁美洲最繁荣的经济”,《华盛顿邮报》社论则赞扬他“引进的自由市场政策创造了智利经济奇迹”。这确实是奇迹,不过却是美国全面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奇迹。
离岸金融、人口控制和金融寡头的合谋
发展中国家大多是农业或工矿业的初级产品生产者。许多初级产品是由美国的公司和当地庄园主的种植园生产的,初级产品的加工与销售由欧美的公司主导与控制。对于欧美尤其是美国来说,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的控制极为重要。
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化的国家,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此为榜样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广泛应用经济计划和管制手段。例如加纳的沃尔特河治理工程项目,包括阿科松博大坝的建造和炼铝熔炉的建立。建大坝是为了形成世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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