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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一年，或者两年内，我们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仍不够显著。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与现代化的真正进程还未开始。 在最近的一期《卫报》专栏上，你催促西方世界更加果断地推翻萨达姆政权，但一些观察家相信，这会引发阿拉伯世界的仇美情绪，并引发新的中东动荡？ 不，不会如此。美国很可能会成功，它会给伊拉克人民带来新开端，也可能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改革的契机。它同样会有助于巴以和谈。 我的预测是，通过安理会授权的伊拉克战争将会成功，萨达姆会被推翻，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之旅亦将由此展开。因为战争是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发生的，并且它得到了其他国家的支持。 它不太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仇美情绪。你可以看看1945年的日本，它同样有仇美情绪，但没有人们最初想像的那样大，美国改变了日本政府与国家的结构。 但现代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是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但同时它还是人的思维状况与价值观念的现代化，比如宽容、民主与人权。你能确信阿拉伯世界真的能够改变他们长期以来的价值观吗？ 可能的。你看土耳其，自从凯末尔推行世俗化以来，它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而最近20年中，阿拉伯世界在人权上的表现并不理想。但我不相信这是由于其信仰和价值观造成的，它主要是由于政府的政策造成的。我相信阿拉伯人民希望他们的政府是有效与负责的，尊重人权。我不相信他们的价值体系反对人权这样的观念。我认为这并非价值观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的问题。萨达姆只是个极权主义的独裁者，并恰好是个穆斯林而已。 美国成为霸权国家已不可避免吗？它是19世纪的英国的翻版吗？ 不，我不认为美国希望自己成为新的帝国。我知道一些人在美国谈论帝国这一问题，但大多数美国人不能接受这一理念。美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政府不可能过分超越民意来作决定。 美国政策总是在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间摇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哪个浪潮会占上风？ 是的，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主义遗产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的思维，他们希望传播民主与自由的理想。但美国仍会在技术上与一些极权主义国家进行联盟，以确保局面的稳定。我不相信它会像帝国一样去直接控制别国的政府。 对于硬币的另一面，孤立主义已不是可行的选择。我们的世界已如此全球化，“9·11”同样证明置身事外已不太可能。对于美国人来说，帝国主义是个糟糕的选择，他们很难接受。 年轻时，你希望做什么？ 我希望成为一名记者。我对于时事与新闻非常感兴趣。我在高中的最后两年开始学习经济学。我对于事物如何发生、人们为什么作出这样的决定感到很好奇。 那么为什么不成为一名学者或是金融分析师？ 是的，我最初的选择是学者或记者，但最终选择后者。我不喜欢做一个银行家或是从事其他职业。 《经济学人》是一份与众不同的媒体，而它的编辑似乎也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记者。他们从不满足于单纯的报道，但又非学院派与机构分析师。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角色？ 我的基本工作是向人们解释事件是如何发生的。《经济学人》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一直试图告诉人们该如何去做。要做到这一点，仅仅不断地说“我相信”、“我认为”是不够的，我们要通过分析与争论来证明我们的观点。很多报纸是意见报纸（Opinion　Paper），但我们更多是依靠建立在证据与事实之上的分析。只有很少的出版物以事实为基础，建立其相应的逻辑推理。&nbsp&nbsp&nbsp&nbsp

访谈（3）

《经济学人》的有趣之处在于，它不仅仅关注经济学，它还关注政治、环境、科技、生物技术等诸多问题。我们与经济学家最大的关联之处在于，我们用经济学家的方式来思考，在准确的数据之上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 那么作为这样一份兴趣广泛的杂志的总编辑，你必须是个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吗？ 在成为总编辑前，我懂商业，理解经济学。但后来我发现自己必须对中国政治、技术、波斯尼亚、非洲等很多问题都有所理解。这是个伟大的工作，因为我学到了很多新东西。 谈一谈你在日本的经历，它如何塑造了你的世界观？ 我是在1984年去日本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人们试图理解，日本如何与众不同。但我却吃惊地发现，日本并没什么不同之处。日本给我的冲击是其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破产。它塑造了我看世界的角度—寻找共通点、常识性，而非刻意强调不同。 不管是经济学原理，还是个人心理，总是遵循一些普适原则。这不仅是类似于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