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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

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民心所向，众声呼唤：邓小平，你在哪里？

有人曾著书说：4月5日清明节这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反驳张春桥的造谣中伤；还有人说邓小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示赞同天安门广场广大群众的行动。这里，至少第二种说法不确实，因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紧张的局势下，邓小平怎么能轻易地来到广场呢？

他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曾提到，从最后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当然，住处是换了几处。首先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在此，他被监管了2个多月。后来的地方还有家中、有301医院、西山等。1997年6月2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在一封信中，确证了这时邓小平活动情况的史实，她说：关于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曾到广州为许世友保护一事，纯系误传。自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第三次打倒至1977年复出工作期间，不论处于被软禁的状况或复出前的准备阶段，小平同志均在北京，从未去过外地。因此上述文章中所谓的1976年下半年邓小平到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在广州的菜市场与群众见面等等，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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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1）

两个“凡是”不对！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

——1977年4月7日邓小平对中央负责的人谈话

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1977年7月邓小平的谈话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金日成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被监管的邓小平虽然对毛泽东的严重病情心中有数，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毕竟使他感到震惊。他阅读着报纸上登载的讣告，端详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通栏标题下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尽管人们没有在吊唁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半年多以后，邓小平回忆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

邓小平吸着烟，久久地思索着，实际上，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至江西时，一直思索着。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已得出这样的认识：“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遗容，心里是多么想亲眼看看啊！他感到，无论怎么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在悲痛之际，已经把目光放得相当远了。无论从“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内容上，还是从毛泽东逝世前后刊登在报刊上的一些照片上看，“四人帮”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组织上派长期在中南海服务的一位干部去邓家工作。

邓小平仍旧像在江西蒙难时那样散步、思索。据当时身边的一位干部回忆：当那步子陡然一缓，小平同志的头便慢慢、慢慢地仰起来。他开始深呼吸，两眼恢复了沉静，目光又是那种我熟悉的样子——庄严里透出奔放，温和中藏着犀利……于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