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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几个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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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3)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在逆境中他还是保持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还是抱着乐观主义态度。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帮助下,他顽强地一步步走出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随后,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境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了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还记忆犹新。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见到邓小平还没有很深了解的话,这时的“邓、毛、谢、古”事件一定给他以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开始有了发言权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坚持正确路线所谓“毛派”的头子。在他的影响下,邓小平真正渡过了政治难关。先是出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又被派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初出任由中国工农红军精锐组成的三个主力师之一的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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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1)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