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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邓曾为谁率部坚守大别山有过争论。显而易见，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可谓是重中之重。所以，两个人都坚持自己留下，结果，还是被邓小平抢在手中。于是，1947年12月10日深夜，刘、邓两人暂时分开了。邓小平关切地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刘态度坚决：“警卫团都给你留下，我只带一个排就行了。”邓小平曾这样向中央军委陈述：我及先念率指挥所在淮河以北，并指挥各纵。李先念是11月27日与刘、邓会师的，他生长在大别山区并在此领导过革命斗争。杨国宇曾高兴地说：“李先念对大别山情况最熟悉，我们可以不要地图了。”分兵时，李达参谋长神情严肃地告诉有关人员：“刘、邓分开行动，要保密！保密！”很显然，李先念、李达是辅助邓小平领导大别山革命斗争的得力助手。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

部队初进大别山，地形不熟，语言不通，缺乏山地作战经验，并且无后勤供给。当地匪特造谣惑众，说什么：“刘伯承一个眼睛，现在两个都瞎了，不能指挥我们，要失败”；“刘、邓要回四川，我们来送，将来怎么回北方”；“刘、邓在冀鲁豫未来，用电台指挥”等等。上述情况使部分指战员对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产生了怀疑，出现了信心不足的右倾情绪和违法乱纪的现象。9月27日至29日，刘、邓在光山县砖桥乡文氏祠连续3天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又被风趣地称为“安卵子会议”。

邓小平在会上分析了全国形势后说：“党中央对我们这次行动的意义作了充分的估计。现在，我们不但保存和进一步巩固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地域，而且把战争引向蒋管区，迫使蒋介石把战线由黄河移到长江。同志们可以看到，中央这步棋下得多么英明，多么有远见。”他话题一转：“可是，我们有些人只看到自己的艰苦，而看不到全战场的新变化……”随后，刘伯承作了长篇讲话，他号召干部要“挺起腰杆站队”。至今，有位当年给会议送水、洗衣服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会议情况，开会时，首长们都蹲坐在地上，邓小平讲话时挥着手，很激动。会议开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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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7）

关于“王大湾会议”的地点问题，有人在当地党史部门听到这样说法，实际上，光山县并没有王大湾这个地名，文氏祠所在地方并非叫王大湾。当时言称王大湾开会，是为使会议在极端保密情况下顺利召开所采取的一种方式。这次会议使大家明确了坚持大别山斗争和全国战局的密切关系。坚定了克服困难的决心。从而成为坚持大别山艰苦斗争的一个转折。后来，邓小平讲：“特别在困难的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士气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九月就有这个经验。”很快，主力部队在大别山南麓就取得了高山铺等战斗的胜利。

不久，在主力逐步北移过程，部队中又出现了急于求战的急躁情绪。“总想打个歼灭战”。邓小平回忆：“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在他看来，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否实现党中央、毛泽东战略决策：付出代价站稳脚，站得住就是胜利。“一切为了站稳脚跟”。这样，刘邓大军前抵长江，扩大了解放区，面对武汉等敌重兵盘踞的大城市，威胁国民党统治，“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一位老同志在当年日记中这样记下了邓小平：“8月30日。邓政委报告：我们已经到了大别山；9月12日、13日。黄家湾，首长们住下后，出外散散步，他们一边走，又好似一边在想，部队到一个新地方，地形不熟，敌情不明，担心吃亏。邓政委老看着那几匹骡子，是否又要叫我们减少呢？10月21日。由洗马畈起身，爬三角尖，马不好骑，刘司令员用竹竿做手杖，一步一步向上走，邓政委不用手杖，抓着小树直向前冲。……刘、邓很喜欢向这些老和尚问东问西；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