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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整个学校系统采用美国“633制”，提出教育的“七项标准”，即：（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教育；（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次年，由全国教育联合会所属的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拟定的《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正式公布。在与新学制课程标准相配套的教材中，包括儿童本位和注重儿童的兴趣与需要等内容。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杜威的这次中国之旅对中国新教育改革起到推动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成为了那些渴望革新教育的中国教育家的一种改革工具”《杜威在华教育演讲》，第13页，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1月。，从而促进中国近现代教育走上了变革之路。

在新教育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中，陈鹤琴于1919年9月进入南高师担任教席，他的清华或哥大同学郑晓沧、廖世承、陶行知、陆志韦、俞子夷、涂羽卿等也在这里任教，其中陶行知与胡适、郭秉文、蒋梦麟一起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使年轻气盛的陈鹤琴更感踌躇满志，他的热情很高，理想也很远大。这时的南高师，到处仍是一片暮气沉沉，校园里到处可见身着长衫的学生，人人都是一副文绉绉模样；学校里很少课外活动，一般学生运动都要强迫，就连上运动场也不脱下身上的长衫，毫无生气与活力可言。他要将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生气活力全部搬出来，让南高师活起来！让中国的教育迎头赶上！显然，他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大力提倡下，教育###化、男女同校、学生自治等主张在南高师已逐渐被人们接受。“自动主义”在学校中盛行，强调学生自学、自强、自治，以学生自动为主，教师则加以指导。由担任教务主任的陶行知亲自主持，南高师开办了暑期学校及国语讲习课，开设小学组织法、小学教授法、社会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文学概论、近代西洋哲学史、高等数学等科目，邀请廖世承、陆志韦、陈鹤琴、王伯秋等本校教授和北京大学的胡适、陈衡哲和南开大学的凌冰、梅光迪等担任教员。学生总数逾千人，来自国内各省，学生中年龄最大的59岁，最小的16岁。学校还举办了四次展览会，分别为农业、卫生与博物、初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组织宁沪两地相关机构、学校参展。陶行知等人反对狭隘的课堂教育，提倡扩大学生知识面，重视校园体育活动，鼓励实践与思想自由。他们在校内各部科设立研究会，邀请中外学者讲学，并参加南京市举办的学术公开演讲，成立演讲厅。1919年10月，在郭秉文、陶行知等人的推动下，南高师同意将校友会改组成为学生自治会，以实现学校###。1919年12月7日，陶行知在学校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法案》，得到了校长郭秉文、学监主任兼文史地部主任刘伯明等人的支持，在校务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并决定自1920年暑期正式招收女生，首开中国国内大学男女同校之先河。陶行知与刘伯明先生一道，主张实行学生寝室与自修室合并，反对监学制度，强调自觉力学、德行互勉和学生自治的重要性。在南高师学生自治会成立大会上，陶行知和陈鹤琴都作了“恳切而详尽”的演讲。会后举行了联欢大会，气氛热烈。

二　“南高”！“南高”！（3）

关于学生自治，陶行知曾有这样一段阐述：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专制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被统治的习惯；共和国所需要的公民，是要他们有共同自治的能力。中国既号称共和国，当然要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想要能够共同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够共同自治的学生。所以从我们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陶行知教育文集》，第55页，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5月。在一片热烈的气氛中，踌躇满志、血气方刚的青年教授陈鹤琴走马上任。由他担任主任的学校游艺和制定校徽委员会，负责开展校园活动。于是，他大力提倡课外活动，经常举行竞赛、联谊会等，培养学生们的兴趣和活力。为此，他引入在清华举办活动时常见的“欢呼”以刺激学生，试图冲破沉沉暮气。他煞费苦心地编了许多种“欢呼”，每逢学校举行运动会或联谊会时，场边观众席有拉拉队加油助威，他带领学生的欢呼别有特色。有一组欢呼是仿照火车头的声音，节奏由慢而快，声调由低至高，词句是“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中国万岁！——万岁！——万岁！——